新中国成立以来,受益于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我国女性受教育水平大幅提升,从事非农职业的比例显著增加,但两性间的收入差距并未缩小反而有所扩大。对此社会现象,国内学者多尝试从市场化角度寻找性别收入差距的成因,较少关注家庭这一私人领域对收入差距的潜在影响。而西方国家的经验研究显示家务负担对女性劳动收入有着负向影响,甚至是两性收入差距的主因。本文尝试将家务分工和性别分层这两个分属于不同领域的重要议题联结起来,从家庭内部的家务劳动视角切入分析我国性别收入差异的原因,探讨家务劳动的社会性后果。研究从精力分配论、家务时点与弹性论、补偿性工资差异论、信号论等“家务——收入”理论出发,运用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全国性微观抽样调查数据,以18-64岁从事非农劳动的已婚在业劳动力人口为研究对象,通过OLS回归和UQR回归,以及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基于均值的Neumark分解和基于分位数的FFL分解,分析家务劳动对劳动收入获得的影响力大小,探讨家务劳动对不同类别群体（不同家庭生命周期、不同劳动力市场部门）劳动收入影响的性别差异;通过性别收入差距的分解,衡量平均收入层面和不同收入阶层中家务劳动、人力资本、职业隔离和性别歧视等因素对性别收入差距的相对作用。论文由4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主要进行选题论证,具体涉及到研究的背景与缘起,选题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进而通过分析以往同类研究的不足,引出研究的基本目标、研究内容以及论文的结构安排。第二部分是研究综述与研究设计。通过文献综述,该部分全面梳理家务劳动与性别收入差距的相关理论和现实研究成果。在厘定家务劳动与收入概念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研究文献整理归纳家务劳动对劳动收入的影响机制与方向,为家务劳动与性别收入差距的研究框架提出理论依据,构建解释框架和研究假设,并进行核心变量的操作化,报告数据来源和分析方法。第三部分4-7章主要展开数据分析。在对家务劳动性别差异及性别收入差距现状进行描摹的基础上,分析家务劳动等因素对劳动收入的作用机制,分析不同家庭生命周期下和不同劳动力市场部门中家务劳动对已婚在业人口劳动收入的影响力差异,评估家务劳动究竟对哪段家庭生命周期或哪类劳动力市场部门的两性收入差距影响更大。研究发现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化在不同群体中呈现出差异化的特点。已婚在业人口的性别收入差距具有“天花板效应”和“中部效应”,性别收入差距主要由收入分布中高端的差距导致。家务劳动对已婚在业人口的劳动收入具有惩罚效应和门槛效应。不同收入层次上,家务劳动对收入的惩罚效力有所区别,家务劳动时间的惩罚效应随收入的上升而下降,家务劳动量的负向效应主要集中在中高收入已婚在业群体。部分家务劳动因素的影响力存在性别差异。已婚在业男女平均收入的差距源于男女的生产力特征差异,家务劳动的性别差异是性别收入差距的主因,其对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更多通过性别歧视起作用。不同收入层次上,中低收入男女的收入差距主要源于特征差异,但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市场性别歧视对收入差距的作用效力增强,家务劳动所引发的歧视成为性别歧视的最主要来源。分家庭生命周期的考察显示,已婚在业群体中,家务劳动的收入惩罚效应具有家庭生命周期波动性;随着子女的成长,性别歧视对性别收入差距的解释力下降,特征差异的解释力增强,家务劳动和人力资本对不同家庭生命周期中分位数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均较大。分劳动力市场部门的考察显示,非正式劳动力市场中家务劳动对已婚在业劳动力收入获得的影响和性别收入差距的作用大于正式劳动力市场部门;经济部门中家务劳动对劳动力市场收入的作用存在性别差异。第四部分旨在对研究进行系统性总结。最后一章首先阐明了研究结论,指出与国外类似研究成果的差异性;进而以研究结论为基础,探讨全面二孩政策对已婚在业女性的影响和冲击;最后指出研究不足,提出今后可进一步研究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