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据台湾和伪满地区的通俗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晚清、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影响下,两地的通俗文学兼具新旧/雅俗等特点。直至1940年代,两地的通俗文学在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号召下,既受日本通俗文学影响,又与华北、华东等通俗文坛有密切的互动与交流,呈现出殖民、反殖与暖昧言说的复杂特点。本文将1940-1945年间台湾与伪满通俗文学并置观察,通过对两地的代表性刊物《南方》《麒麟》,辅以同期其他报刊、小说单行本、电影、个人日记等第一手资料的考察,探求两地通俗文学发展状况。在日本殖民统治的最后阶段,台湾和伪满地区的文坛被统一在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战争话语之中。从事严肃文学创作的作家被“要求”参加极具“东亚共荣”标志意味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形成一种“互动交流”的态势。两地通俗文学界在创作、流通（冒用）、改编上固然受到了殖民文艺政策的影响,但日本殖民当局企图利用通俗文学包装战争动员和殖民意志以期“愚民”的做法,却被通俗文学本身的“娱民”功能所消解。此外,“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两地就一直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产生了一批新文学作家和作品。在1940-1945年间,在很多地域文学被压缩的同时,两地文学创作被要求献纳“战时”文宣时,两地作家假借发表通俗作品之名,使两地新文学创作得到了延续,并且与华北、华东等地的文坛密切互动。不同时空下的《南方》《麒麟》深具通俗性与特殊性,呈现出日常生活空间的“规训”,出现了一大批拒绝“摩登”的战时“贤妻良母”女性形象。武侠小说呈现了法制内外的两种世界,既出现“反清复明”的英雄,也塑造了法外侠匪的形象;侦探小说聚焦了“秘境踏查”与“刑侦防谍”两种议题。此外,还有历史人物孔子、台湾少数民族少女莎秧的娱乐化塑造与跨地域传播。在战争时局之下,殖民文艺政策步步紧逼,因通俗文学本身的娱乐、消费性反而取得了“繁荣”发展的机会,但“繁荣”的底层是作家面对时局压抑产生的或迷茫、或渴求自由、正义的精神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