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般意义上理解,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指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及其继承、捍卫和发展者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是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本”和“源”就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主要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四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与民族问题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源头和首要的组成部分,他们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等一起,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主要内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属于科学社会主义范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有交融。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唯心史观的批判和对资本主义制度解剖并创立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过程中同步形成的。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主要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化大发展的时代。他们对民族现象的分析,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民族发展变化及内在根源的考察,与他们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是同时进行的。由于他们将民族理论与国家学说相联系,将民族发展规律纳入在历史发展规律中去探究,将民族问题纳入无产阶级革命中去思考,对民族形成与发展的经济动因,民族关系及民族问题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以及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了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将民族理论牢牢地立足于唯物史观基石之上,并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其价值引导,串起了由民族平等——民族友爱——反对民族主义——主张国际主义这条民族理论的价值链,也体现出由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指导——各民族的团结——民族矛盾的缓和——民族消亡这——马克思恩格斯民族理论的基本思路,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马克思恩格斯为其搭建的理论框架尚是粗线条式的,理论结构的完整性和严密性都不够。他们指出了民族解放的道路,但对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国际性尤其是复杂性论述甚少,这些都有待于后来的继承者作进一步的补充、丰富和发展。必须充分肯定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理论虽然处于较初步的阶段,却为后继者的研究提供了许多生长点。列宁领导的俄国的十月革命和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发生在资本主义未有充分发展、经济社会落后、无产阶级力量薄弱的国度。这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爆发和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总体预见存在着时代、阶级条件和国情等方面的重大差别,这一差别必然反映在包括民族问题在内的所有社会问题上。列宁和斯大林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民族理论的基本原则,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进行了的进一步探索。列宁从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现实以及帝国主义时期全球的殖民体系出发,在探索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和建设之路时,对民族问题与殖民地问题及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和系统阐发,对包括民族平等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与政策做出了阐释,与民族主义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展开了斗争,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可惜的是列宁的早逝,使他对包括民族理论在内的列宁主义没来得及在理论上充分论证和在实践中进一步展开：如对从形式上的民族平等到事实上的民族平等中的民族意识增长的必要性、长期性及其影响认识不足；虽主张民族语言的平等,但没有注意到各民族问相互学习语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等。斯大林遵循列宁的思想,对世界范围的民族问题、俄国自身的民族问题、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民族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他对前几位经典作家的民族理论有着重大补充。他以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为指导,从“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来界定民族,这一关于民族的定义,划清了和唯心主义民族观的界限,对当时和日后的东西方的民族理论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斯大林在民族理论和民族实践间的中间环节——民族政策和纲领上有所创新,更有在民族实践中的具体推动,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也出现了严重的失误,这些经验教训都值得深刻的反思。总结四位经典作家的民族理论,我们发现历史唯物主义、国际主义、民族平等联合和多元一体是他们民族理论的基本原则；整体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是他们民族理论的基本研究方法。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变迁,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的一些具体结论需要被进一步的验证和发展,但他们分析和解决民族现象与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必须坚持。而他们从民族观上抽象出的基本方法,在接受历史的经验之后,更应得到珍视。当然,这些基本方法也不是僵化不变的。如在民族问题上的阶级分析法的视角在今天应进行一定的转换。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对当代西方民族理论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它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和价值观对多民族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民族问题的认识和处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