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时期,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这是一个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的过程,也是我国建设民航强国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民航作为国家战略性基础产业,将从单一的航空运输大国向多领域建设民航强国转变。建设民航强国,必须准确把握我国新发展阶段的核心要义,深刻理解“安全是发展前提”的内在意涵,将民航安全作为民航强国建设中的头等大事来抓,不断强化我国民航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基础。在充分认识我国民航安全监管新阶段重要使命的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民航安全监管体系相对滞后,与民航业快速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制约了我国民航高质量发展和安全水平的提升。2020年,我国通用航空飞行事故16起,死亡人数13人,报废航空器13架;运输航空飞行征候429起,运输航空飞行征候万时率为0.49,民航安全问题层出不穷。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和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更对我国民航安全及其监管带来新的影响和冲击。民航安全监管是保障民航安全的重要环节,承担着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落地实施。面对新阶段、新任务、新形势,必须正视我国民航安全监管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锐力改革,大胆创新,寻求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和路径。本文在收集阅读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通过纵向梳理,概述我国民航安全监管发展历程中管理体制变革、监管方式变迁、新监管模式改革等情形;通过横向比较,分析发达国家民航安全监管在组织体系、监察员管理等方面的优点与特征,从科层制理论的关键要素出发,系统地阐述我国民航安全监管独具特色的监管体系,即以安全为内核的法律体系,以条为主、条块结合的组织体系,以问题为导向的集约监察体系,以互联网+监管为平台的技术保障体系,以行政和专业分管的监察员管理体系。进而,深入分析了当前我国民航安全监管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如法治环境落后、组织结构交叉、监管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监管方式效能较低、人力资源不充足等,并相应提出了优化改进对策建议,包括夯实法治基础、优化组织设计、丰富监管手段、强化数据支撑、增强内生动力等。以期能为提升我国民航安全监管工作效能,实现民航持续安全提供一己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