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经济治国术视角对西班牙帝国的衰落进行分析,选取了三十年战争案例作为分析对象。文章主要回答了两个问题:第一,经济治国术的运行机制是什么?第二,以经济治国术的运行机制为视角分析西班牙帝国的衰落原因是什么?针对第一个问题,本文在第一章中通过比较“经济外交”与“经济治国术”两者异同,首先将经济治国术从经济外交概念进行“抽离”。不同于经济外交宏观上对经济与政治的理解,经济治国术是一种更具策略性的行为,侧重于国家行动的实际操作层面。经济治国术关注的对象对象更具体,以“财富”与“权力”作为运作机制的两个端点,文章引入“经济长周期”、“霸权长周期”等财富与权力之间转换理论,提出财富变化的实质是科技进步。并在奥根斯基“权力转移”理论的基础上对经济治国术中财富与权力的转换环节进行细化,提出由科技进步形成的“剩余财富”是国家权力发生变化的核心因素,剩余财富的出现造成了国家财富与权力之间的不平衡状态。剩余财富出于向外拓展与新的财富生产方式被保护的需要,国家形成了“扩张性权力”,“扩张性权力”表现为战争行为,战争结束后“扩张性权力”转化为“静止性权力”,财富与权力又重新达到平衡。第二章对经济治国术的运行机制进行深化,分析财富与权力之间的效率变化。本文认为,以国家为主要对象的政治体在进行财富与权力转化的过程中,转化效率取决于国家动员能力。当国家拥有强动员能力时便能有效将国家财富转化为对等的战争实力,从而换取对等国家权力。本章提出,国家动员能力由以国家权力结构为基础的国家制度和群体认同两部分构成,以单一性中央集权为基础国家制度作为硬实力对动员行为进行了强制性规定,即动员客体有义务被国家动员;强群体认同则作为软实力意味着动员客体有意愿参与国家进行的动员行为,拥有强国家动员能力的国家既具备了强国家制度的动员规定,又具备了能让动员客体产生强烈认同的认同符号。至此,本文提出了财富与权力为核心的经济治国术的运行机制,并认为财富与权力之间的转换效率取决于由国家制度与群体认同构成的国家动员能力。第三章以经济治国术为视角对西班牙帝国的衰落进行分析,选取三十年战争作为案例。文章认为西班牙帝国既“先天畸形”又“后天不足”,帝国必然走向衰落。一方面,帝国的剩余财富并非来自科技进步,而是来自通过殖民获取贵金属作为直接货币,以及欧洲大陆的高昂税收。财富缺乏可持续性,在帝国发展中后期,财富再生能力差,不仅因为大量财富聚集导致“价格革命”爆发,财富直接缩水,并且导致本国工业发展不足。另一方面,“剩余财富”出现形成了西班牙帝国四处征战的局面,由于国家动员能力不足,虽然西班牙帝国有较为完善的殖民制度和税收制度,但经济发展乏力和引起新兴资产阶级不满,制度优势无法发挥;在群体认同方面,西班牙无法有效建构有效群体认同符号,三十年战争前夕,随着新教与资产阶级力量兴起,“民族国家”作为新的群体认同符号吸引了一批政治体站在帝国对立面,帝国群体认同符号进一步被削弱,帝国无法有效动员财富,“虚胖”的帝国最终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