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我国预约合同制度的发展历程,对预约合同的违约救济问题的规定皆为概括性规定;司法实践的积累,并未催生形成精细的法律条文和统一的司法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相关公报案例对此问题的裁判要旨不统一,甚至相互矛盾。此外,学术理论上对预约合同的违约救济中能否强制履行及违约损害赔偿范围等问题,不仅未形成统一的学术共识,甚至很难说何者为主流。预约合同纠纷在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表现为商品房买卖预约合同纠纷,其主要合同形式是商品房买卖认购协议。法官对于相似的案件的裁判结果各异,面对这一司法困境,本文试以商品房买卖认购协议为视角,运用案例分析的写作方法,通过总结提炼商品房买卖预约合同违约救济的相关的问题,明确预约合同的违约救济途径,本文将从以下四个部分行文:第一部分,提出问题。首先阐明本文研究的背景及意义,随后对各学说观点综以文献综述,最后阐述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第二部分,案情介绍。通过对三个商品房买卖预约合同纠纷案例的引出,提炼出相似案件的共同争议焦点,并对司法实践中“同案不同判”背后的原因进行列举,探究法官的裁判思路及理论依据。而后,提炼出案件的共同争议焦点,即为本文重点论述的问题。第三部分,法理分析。通过结合前述三个案例,针对四个焦点问题进行法理分析。首先,关于预约合同的定义及效力的问题,本文认为在预约合同的效力问题上采“应当缔约说”较为合理。其次,关于预约合同的损害赔偿范围的问题,立法文义对其进行了限定,但也要遵循填补损失原则。而后,关于预约合同适用强制履行的问题,本文通过对立法的分析、和法律一致性的要求,认为适用强制履行更宜。最后,关于预约合同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的问题,通过对立法变革的研究,剖析立法本意,提炼立法规范。第四部分,案例研究的结论与建议。通过对案例的研究,可以得出订立预约合同的目的是缔结本约;除预约合同确已无法继续履行,都应继续履行预约合同;此外,对于预约合同与本约的损害赔偿范围应有所区别,但可当事人能举证证明以弥补其实际损失;最后,预约合同违约方的合同解除权依法享有,但受法律严格限制。因此,要通过立法推进、提升当事人相关法律意识、司法裁判引导等方式解决预约合同违约救济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