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科的最终旨趣不在于求知，而在于“觉”。保罗·利科一生的哲学历程大体上可以“觉”的历程来概说。求知在这个历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求知最终要回到对于自我的反省和自我的认识上来。认知和对于本体的觉识之间的辩证可谓本体论和认识论之间的辩证，这个辩证发动于利科早年的一个哲学设想:把有着超越维度的存在主义哲学与有着新的客观性观念的胡塞尔现象学作某种和解，也就是说，寻找存在主义所谓的超越体验在自我体验中的本真性以及可理解性。就这样，利科在自己的哲学运思中实施一个三方对话:马塞尔、雅思贝斯、胡塞尔;他以意志为突破口，通过思想的两次“哥白尼式的革命”，从一本真的、但脱离了“超越”的自由最终回到体证着的、接纳意义（来自他人、身体、良知的意义）的自由，最终在本真性和可理解性中进到哲学的超越体验，也在哲学的边界瞻仰了信仰的超越体验。　　鉴于此，本论文把利科的“意志哲学”置于存在哲学与现象学背景下，从“意愿的”与“非意愿的”意志要素所构成的张力入手寻索其旨归，把思想的历史和思考的逻辑结合在一起，以两次“哥白尼式革命”的依次展开为历时线索，把“从意志之不‘在’到意志之‘在’”的理路作为逻辑线索，揭示了利科之思致如何从作为定立自己的能力的自由转换到作为接纳意义的自由，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其谈及的文艺创造所起的创造意义和改变读者的世界的功能。由此，本论文分为六个部分，从论文构思的缘起、意志哲学的存在主义哲学和现象学的背景、意志本质学、意志的经验研究以及可能经验研究、意志本体论、意志哲学的旨归等方面，对利科之所思作了扼要而系统的论述。　　在“引子”部分，笔者首先以带有个人感受色彩的笔调叙述了利科的生平，以及从此生平中感受到的其既具正剧的威严感又充满悲剧之崇高精神的生命情调;接着，笔者讲述了论文构思的缘起，并且论述了研究利科“意志哲学”的意义;最后，笔者交代了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研究难点及论文的创新之处。　　第一章把利科的“意志哲学”置入马塞尔和雅思贝斯存在哲学和胡塞尔现象学的背景之下，抉示了其最初的运思契机。从利科对于马塞尔和雅思贝斯思想的比较中，笔者看到，利科尝试借助于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把雅思贝斯自由的本真维度融入到马塞尔对爱、希望、忠诚的超越体验中，以使超越体验成为存在体验的一个本真维度。此外，笔者指出，基尔凯郭尔对于恶的思考以及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对于利科制定一个“意志现象学”的鼓励分别从学说和方法两个方面融入到利科和解马塞尔风格的存在哲学和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尝试中，而“意志”成为这个尝试的突破口。　　第二章以所谓的“第一次哥白尼式革命”为中心，考察了意志的本质学。意志哲学的“第一次哥白尼式革命”旨在于使客体的世界围绕我思旋转，以此恢复主体性的特权。从自然态度到现象学态度的转变掀动了这第一次哥白尼革命，而现象学态度的获得需要事先地悬置干扰人们把握自由之全幅的“过错”和存在主义意义上的“超越”，也需要对意志的经验科学进行一种“中止判断”并且对其实施一种现象学化。此外，在实施了现象学的本质还原后不能接着像胡塞尔那样实施先验还原，而应该留在本质还原阶段并且构思“特有身体”及非意愿的本质现象学。这样，第一次“哥白尼式革命”获得一属人的依存性的自由。意愿的和非意愿的相互性体现为，非意愿的呼唤、激发、影响意愿的，而意愿的反过来为非意愿赋予意义，意愿的和非意愿的综合依次成为意志的三个环节:决定、行动、同意。　　第三章以意志哲学的“第二次哥白尼式革命”为中心，以恶的意志的象征研究为旋纽，考察了利科如何从意志之“不在”臻于意志之“在”，如何从意志的经验研究转为意志的可能现实以至于主体的全部意向生活研究。“第二次哥白尼式革命”旨在使自由之大写自己偏离意义的中心，以便为意义的真正来源“那是”让位。利科的整个诠释学旅程都应该放在这“第二次哥白尼式革命”的影响之下。恶的意志的象征研究是一个自发的诠释学研究，也是一次自发的“哥白尼式革命”;就在这一研究的过程中，象征诠释学和反省哲学之间衔接的方法论问题逐渐占据了利科视界的焦点地位，真正的“第二次哥白尼式革命”就在这个方法论问题的解决之际发生了:由弗洛伊德对于自恋主义的揭示所引发的虚假我思的问题需要在我思之确定无疑性和所思之明证性之间设立坎陷，应该在此坎陷处安置解释这中间环节，就这样，反省变成了解释，解释本身遂亦为反省。与此同时，恶的意志的象征研究转而聚焦于“象征”而放弃了要完全地认识恶的念头。象征有向后朝向无意识（非意愿的）和向前朝向目的论（意愿的）两个矢向，正是后一个矢向使利科把目光转向意志的可能现实的研究。就这样，他从象征的诠释学途经文本诠释学来到行动诠释学。诠释学是实践技艺，诠释学意识的认识论地位是“体证”，这些都体现着“第二次哥白尼式革命”之精神。而文艺创造在从意志之“不在”到意志之“在”过渡中起着创造意义及改观世界的作用。　　第四章以意志的本体论为主题，把意志哲学的“第一次哥白尼式革命”的成果——自由——和“第二次哥白尼式革命”的成果——现象学的诠释学——合而观之，考察了利科的“自己诠释学”以及“自己”之本体论的归宿。不同于胡塞尔先验唯心主义“没有本体论的自我学”，“自己诠释学”不再以第一人称的“我”作为学说的归着点，而是以反省活动中的“自己”作为学说的辐辏，依凭体证——其确定性比颂扬我思之传统的所谓的最后的、奠基性的确定性要少，但比侮辱我思之传统的无一物可信赖的确定性要多——而构筑了一个有着本体论的“自己诠释学”。自己接受时间的考验，接受来自身体、他人、良知的规定。在本体论层面上，相同性和相异性的辩证呼应着“意愿的和非意愿的”这最初的辩证。自己性不是别的，正是意志。　　在结语部分，笔者参照“价值形而上学”指出了利科意志哲学之旨归，这就是以改造了的现象学这“认识论”来靠近哲学内的超越体验以及哲学外的圣经信仰的超越体验。利科的“行为（实现）形而上学”与“价值形而上学”有着诸多的契合，两者都是对于哲学“轴心时代”的回眸，并且都在人类实践领域内各有建树，但是利科有更多的认识论倾向。最后，笔者评说了利科的“意志哲学”在意志哲学史上的地位及其对于文艺创造的研究所给予的启示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