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1906年前后北京地区的社会舆论为研究对象，以彭翼仲案为突破口展开研究。通过分析彭翼仲案前后社会舆论的形成条件、发展过程等具体情况，在一定层面上恢复1906年前后北京地区社会舆论的原貌。通过剖析社会舆论的影响力度、总体倾向以及对社会的作用，进一步探讨舆论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清末历史的细微走向。 清末的北京，在经历了庚子之变后，社会环境环境好转，社会舆论活跃。在此情况下，彭翼仲在北京创办了三份民报——《启蒙画报》、《京话日报》、《中华报》，力图以不同的视角开通童智、民智与官智。彭翼仲创办报刊的举动，顺应了社会形势的发展，这三份报刊旗帜鲜明、独树一帜，在舆论宣传上乐于为民请命，不断监督社会，大胆指斥社会黑暗现象，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从而带动了一大批报刊的创设，推动了舆论空间的扩展，促进了社会舆论的活跃。在彭翼仲的精心经营下，随着彭翼仲各类社会活动的展开，报刊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逐渐成为社会舆论的重要阵地。 彭翼仲报刊积极活跃的舆论宣传，较为独特的言论导向，渐渐为当局所不容，而彭翼仲广泛的社会活动，其报与各界的密切往来，形成较大的影响力，使得当局较为不安。当《中华报》报道藤堂调梅事件和保皇党案真相等敏感社会话题时，再次推动社会舆论的活跃，触动当局的雷区。于是，当局立即查封两报，封禁了这一活跃的舆论阵地，制造了彭翼仲案。 彭翼仲案的发生虽然较为独特，该事件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有着更为广泛的象征意义。晚清当局封禁其报的目的，并非停留于禁止《中华报》以及《京话日报》两报的行为上，此举的深层动机，在于钳制社会舆论的发展，而这一举措，必然受到公众的反抗。彭翼仲案发生后，各界密切关注，社会议论纷纷，形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这场社会舆论大力支持彭翼仲及其报刊，指责中伤者的谣言，谴责晚清当局的查封举动，在社会上起了较大的作用。而晚清当局对社会舆论采取的消极措施，促使了公众的又一次反抗，使得晚清当局越来越陷入被动的地位与孤立的境地，逐渐丧失了社会舆论的支持。彭翼仲案的发生与社会舆论的反映，在一定层面上反映出公众政治水平的提高以及晚清当局执政中水平的一些缺陷，社会舆论对彭翼仲行为的支持和中伤者的指责，为公众树立一种行为典范与价值判断准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这一事件，在1906年前后的时间轴上，细微地揭示了社会历史的走向。 本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彭翼仲案出现的舆论环境。通过分析庚子前后社会环境的变化情况，为彭翼仲案以及社会舆论的产生铺设具体背景。第二部分介绍彭翼仲及其报刊的具体情况。根据彭翼仲的个人情况以及报刊的特色，分析彭翼仲案发生的原因，并为社会舆论的分析研究提供具体条件。第三部分分析彭翼仲案发生后的社会舆论，首先，分析社会舆论形成的条件，其次，揭示舆论的发展情况，再次，根据舆论的发展情况和舆论的概况揭示当时舆论的影响力度，第四，根据社会舆论的内容，分析当时的舆论倾向，最后，分析社会与舆论之间的互动关系，揭示社会历史的微妙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