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倾销行为是为了保护国内相关企业的发展,在一九八零年之前,集中在美国、欧共体、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几国有过对外反倾销行为,Prusa和Skeath(2002)将其视为对外反倾销的传统国家;直到九十年代,以印度为首的其他国家才开始出现对外发起反倾销的行为,Prusa和Skeath(2002)将这些视为发起对外反倾销的非传统国家。据WTO数据整理,2001至2015年对外提起反倾销诉讼的国家共计45个。在此期间,各国共遭遇反倾销诉讼3439起,其中传统国家对外提起反倾销诉讼977起,占比28.4%;而对外反倾销的非传统国家的立案数为2462起,占比有71.6%之多。对美欧等传统国家的对外反倾销立案,各国政府、学者和企业都关注较早,有良好的应对之策;而对于后来加入反倾销行列的“非传统国家”却缺乏警觉,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应对,使得非传统国家的反倾销发起案例数快速上升,这给很多国家贸易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害,也成为影响贸易自由发展重要障碍。因此,有必要加强对非传统国家对外反倾销成因的关注和研究,提高防范意识,以保证各国出口健康快速发展。目前已有的对引起反倾销立案成因的分析前期主要集中在宏观经济因素方面,近些年有些学者开始对影响反倾销发起的政治、制度以及报复因素等方面进行研究。为了更加详细深入的对反倾销的成因进行研究,本文将已有的对反倾销成因的研究文献进行归纳整理,将已有过研究的作用因子都整理纳入模型来回归分析。其中包括宏观经济、制度、政治、报复以及国际环境因素等几大方面,力求深入的探究和分析反倾销的成因。此外,之前学者所有对反倾销成因的研究大都是选取代表性的一国或几国为样本进行,最多的样本国数量也只在20个左右,因此,为了更加全面的研究反倾销成因,本文选择一段时期内所有的诉讼发起国家为样本来分析。同时本文将反倾销发起国进行分类研究,将所有样本国分为“传统国家”和“非传统国家”两类,以探究不同国家提起对外反倾销诉讼的原因的异同。本文选取的是2001-2015年间全球反倾销发起数大于等于1的所有国家为样本国,共计45个国家,选择双向固定效应的负二项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先进行了全体样本的整体检验,探究引起反倾销发起的一般成因;接着加入是否为非传统国家的哑变量与各影响因子的交互项实证检验。同时也选用了泊松回归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发现,经济因素依然是各国提起反倾销诉讼的主导因素,汇率,GDP增长率、失业率对各国反倾销诉讼的提起有显著的影响;其中,反倾销立案数相对国内GDP增长率出现顺周期增长;失业率上升、汇率升值以及进口渗透率上升都会导致更频繁的诉讼发起。文章的结果同时显示,传统国家与非传统国家提起反倾销立案的成因有显著的差异,传统国家反倾销立案经济因素影响更大,而非传统国家提起反倾销诉讼政治考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