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以来,由于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刺激以及现代农业科技的进步,我国粮食产量实现“十四连增”。然而,在我国粮食产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粮食质量却无法及时跟上产量的提升速度,粮食供给和消费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201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又提出了“大力发展紧缺和绿色优质农产品生产,推进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的意见。因此,本文重点研究了我国粮食产量与质量的时空布局和协调发展水平,并对影响二者协调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首先整理了2003-2017年的粮食产量资料和2015-2017年的粮食无公害认证和绿色认证资料,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粮食产量和粮食质量重心的迁移。结果显示,2003—2017年粮食产量重心和稻谷产量重心都有非常明显的向东北方向移动的趋势,玉米产量重心也在波动中向东北方向移动,而小麦产量重心的移动轨迹是左右震荡的;2015—2017年粮食、大米、小麦无公害认证和大米绿色认证重心都向西南方向发生迁移,玉米无公害认证重心则向西北方向迁移。空间重叠性和变动一致性的结果显示2015—2017年粮食产量与质量的空间布局存在分异现象。进一步构建了耦合协调度模型,对粮食、水稻、玉米和小麦的产量和质量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然后从产业发展视角分析耦合协调度的决定因素,考虑到当前粮食产业链发展可能是产业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所以整理了2015-2017年国家级粮食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数据,作为衡量产业链发展程度的代理变量,并尝试从空间计量视角分析决定因素对耦合协调度的溢出效应。因为小麦产质量耦合协调度呈现空间自相关,所以重点探索其空间集聚状况。由于空间计量模型使用受限,因此采用面板Tobit模型和IV-Tobit模型对粮食、水稻、玉米和小麦的产质量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1)粮食龙头企业对总粮食和三种主要粮食的产质量耦合协调度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2)公路基础设施对小麦产质量耦合协调度的影响显著为正;(3)财政农林水支出对粮食产质量耦合协调度产生负面影响;(4)城镇化率对粮食和小麦的产质量耦合协调度都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最后,提出提高粮食产量和质量协调发展水平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