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信息不对称、高风险、高不确定性特征导致了风险投资的市场失灵。在此环境下,政府引导基金应运而生,以期缓解创业企业融资难的问题。然而,政府干预风险投资市场不可避免存在现实与初衷相背离的情况,即“制度失灵”。该背景下,政府引导基金应该采用何种权益安排来缓解制度失灵问题,尤其是代理问题和挤出效应,这有待进一步研究。基于此,本文构建了一个企业融资模型。首先,通过对比政府引导基金和私有风险基金的可获得性,分析政府引导基金在弥补市场失灵方面的作用机制;其次,从代理理论的视角对比政府引导基金在不同权益安排下的可获得性,得出最优权益安排。在最优权益安排下,通过权衡政府资金对私人资本的杠杆效应与挤出效应,得到使整个行业投资净效应最大化时的政府出资比例。在最优出资比例下,得出政府引导基金的总杠杆效应;最后,在模型拓展中进一步讨论引入风险偏好时的情况。通过模型推导,本文得出如下结论:(1)无论投资者是风险中性还是风险厌恶的,政府引导基金的可获得性都高于私有风险基金。但相对于风险中性,政府引导基金和私有风险基金的可获得性在风险厌恶假设下都降低了;(2)当投资者是风险中性时,就可获得性而言,政府引导基金无论选择亏损补偿还是收益补偿或是风险共担机制都是无差别的;此时,政府最优出资比例、基金总杠杆效应都与风险投资市场失灵程度有关。具体而言,市场失灵程度越高,政府最优出资比例、总杠杆效应都越大;(3)当投资者是风险厌恶时,从融资可获得性、政府最优出资比例、基金总杠杆效应三个维度进行比较分析,政府引导基金选择收益补偿机制都是最优的。此时,政府最优出资比例是项目风险的增函数。最后,基于研究结论对我国政府引导基金相关制度安排提出可供参考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