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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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城市更新将作为主要的城市工作,为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而持续展开。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是城市空间和土地价值再分配的过程,是城市发展视域下多方互利、“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部分。然而,进一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面临了两方面的挑战。首先,由于较短的发展历程,我国城市更新仍存在制度不完善、机制不健全、技术缺失和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其次,作为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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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城市更新将作为主要的城市工作,为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而持续展开。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是城市空间和土地价值再分配的过程,是城市发展视域下多方互利、“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部分。然而,进一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面临了两方面的挑战。首先,由于较短的发展历程,我国城市更新仍存在制度不完善、机制不健全、技术缺失和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其次,作为城市资源重新配置的重要手段,城市更新涉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调整,实施城市更新过程集中了由于多元利益目标冲突导致的利益主体矛盾、抵抗和社会局势紧张问题。同时,现有政策体系又无法解决实践中利益分配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进而形成负面循环。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们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可持续实施城市更新的关键在于土地增值利益的合理再分配,合理的利益分配是兼顾“合理”和“有效”,即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是中国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直强调的发展原则。已有的实践证明,“牺牲效率,实现公平”和“牺牲公平,实现效率”的方式均难以保证城市更新的可持续行动。城市更新长效机制需要建立在“公平与效率兼顾”的治理目标下。然而,随着市场化发展的深入和政府定位的转变,市场和社会的角色在城市更新增值利益分配决策中越来越重要,因此,探索市场与社会的利益分配协商机制,厘清利益相关者关系、规则和因素的影响对接下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十分重要。围绕上述问题,已有研究在描述市场化发展下的城市更新增值利益分配决策机制上还存在局限,特别是微观的决策行为与互动机理。因此,本论文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上,首先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识别并分析了城市更新增值利益分配决策的关键利益相关者关系和矛盾;其次,基于讨价还价理论构建了不同尺度下的城市更新增值利益分配博弈模型,探索了影响增值利益分配决策的关键因素;并进一步在有限理性假设下,考虑经验类型、学习行为和心理预期对利益相关者策略和决策交互行为的影响,对增值利益分配博弈模型进行扩展、分析和讨论。最后,提出以“公平与效率兼顾”为治理目标的政策建议。通过利益相关者识别和矛盾分析发现,相较于其他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利益竞争”关系更容易引起社会紧张局势和利益冲突。尤其是决策与协商阶段,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对立或合作”行为可能是影响城市更新增值利益分配中公平与效率目标实现的关键原因。通过企业和居民群体博弈分析发现,预期收益,议价能力和谈判策略是城市更新利益分配结果的决定因素,而利益相关者的信息水平直接影响这三个决定因素。这也说明,企业与居民之间的自由谈判并不意味着公平,反而容易出现“不公平”或“不效率”的结果,因此,政府干预和第三方协调对于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必不可少。随后,通过有限理性下企业和居民决策交互行为分析发现:初始经验对企业的决策行为、异质心理因素对居民的决策行为均有重要影响;学习能力影响利益相关者的议价能力,当学习能力强弱出现明显差异时,利益分配结果会向学习能力强的一方倾斜;通过改变居民群体结构和企业初始经验既能增强、也能限制个体的议价能力,有利于解决权利不对等问题;在策略选择态度方面,当企业和居民都采取强势策略时,容易出现“两败俱伤”的局面,导致社会总成本最大。当企业和居民都采取温和策略时,合作意愿更大,谈判效率也更高,能够实现“利益共赢”。当一方强势一方温和时,往往是强势方获得更大的收益,但存在无法实现全部合作的风险,最终导致社会资源浪费。最后,结合上述研究结论,本论文从优化博弈规则视角对不同城市的政策工具进行分析和经验总结,以“公平与效率兼顾”为治理目标,提出了促进市场化发展下城市更新增值利益分配决策治理的政策建议,具体涉及以下方面:培育市场化政策环境;完善利益表达机制、识别机制、协商机制、监督与评估机制;加强利益相关者的全过程参与;坚持“因地制宜”的制度构建理念。为其他城市的利益分配相关政策的调整和治理体系构建提供了思路,为基层的城市更新增值利益分配协调工作提供了参考,也为当下城市更新实施行动的可持续推进奠定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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