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农民工市民化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途径,同时也是扩大内需、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抓手。尤其在当前疫情冲击的大背景下,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对于稳定经济发展,激发内需释放同样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此,研究农民工的居留模式,分析阻碍其留在城市的原因,具有显著的政策意义。与此同时,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数据,农民工迁移模式也已由城乡间不停往返的候鸟式迁徙逐步转变为举家迁徙进城,完全脱离农业生产,逐渐在城市中沉淀下来形成真实的城镇化率。因此,研究农民工的居留模式不仅顺应当前人口流动的变化趋势,同时也是对人口流动研究的重要补充。居留模式直接受居住成本的影响。因此在当前商品住房房价相对于收入水平过高的情况下,住房保障制度对于农民工长期居留至关重要。然而长期以来,我国住房保障制度主要侧重于保障城镇家庭,享受“住房福利”的农民工少之又少。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进城农民工中,仅有2.9%享有保障性住房。因此,本文在详细描述农民工居留模式现状的基础上,以各城市针对农民工的住房保障制度的差异性为切入点,重点研究住房保障制度对于农民工城市居留模式的影响,旨在揭示住房保障发展对于农民工城市融入发挥的作用。现有文献中,已有关于农民工居留模式和住房保障制度的研究,但关于住房保障制度对于农民工居留模式影响的研究极为缺乏。现有研究关于居住成本对居留模式的影响有所涉及,本文在已有的研究之上,通过居住成本,将二者进行关联,分析住房保障制度对农民工居留模式的影响。在本文的理论支撑主要包括两类:劳动力流动理论和住房选择相关理论。农民工在城镇地区的居留分为两个过程:首先对是否流动和流入的具体地点进行选择,这一过程属于劳动力的流动,因此以劳动力流动理论作为理论支撑;之后,农民工再对居住方式、居住条件、居住时长等进行选择,这一过程属于居住选择,因此以住房选择相关理论作为理论支撑。在对现有文献及相关理论梳理的基础上,本文总结出住房保障制度对农民工居留模式影响的两个主要途径:一是直接影响,住房保障制度将通过为农民工提供低成本的住房,减轻农民工的住房负担,影响农民工的居住模式;二是间接影响,各个城市的住房保障制度通过影响本地房价,对农民工的流入地选择、居住方式选择等产生影响。同时,房价又将通过影响农民工的住房负担对其居留模式产生影响。本文综合运用了历史分析法以及基于调查数据的定量分析法。在对相关概念及理论进行梳理,以及总结住房保障制度的发展特征之上,本文进一步展开定量分析。首先,本文综合利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人口普查微观数据和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结合现有文献对于居留模式的定义,对农民工的居留模式,具体包括居住方式、居住状况、在本地的融入情况、居留意愿和居住隔离问题等方面进行详细的描述分析,掌握我国农民工群体居留模式的现状。其次,运用条件Logit模型、OLS模型、Probit模型、有序probit模型等进行基本估计,分析研究住房保障准入情况对于农民工城市居留模式的影响。此外,考虑到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会进行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最后,本文将主要针对不同代际的农民工进行异质性分析,探索农民工居留模式受住房市场影响的代际差异。具体到实证分析部分,基于住房保障制度对农民工居留模式直接及间接影响的理论探讨,本文进行了两个实证分析:第一,以住房负担为主要解释变量,分析住房市场对农民工居留模式的影响,包括房价对农民工流入地选择的影响和住房负担对农民工居留模式的影响,同时结合已有文献中关于住房保障抑制房价上涨的结论（王先柱和赵奉军,2009;高波,2010）,分析住房保障制度对农民工居留模式的间接影响。本文使用住房负担的原因在于,住房保障制度对农民工居留模式产生影响的前提条件是,农民工居留模式受到住房负担的影响,而住房保障制度则通过为农民工提供低成本的住房,减轻其住房负担,从而影响其居留模式。因此,本文在分析保障房准入情况对农民工居留模式的影响之前,需要首先验证住房负担对农民工居留模式的影响,此为本文使用住房负担的原因。第二,以保障房准入情况为住房保障制度水平的代理变量,分析住房保障制度对农民工居留模式的直接影响。本文的主要结论包括:（1）当前,我国农民工的住房自有率较低,全国仅19.3%的农民工住在自有住房中。而在农民工家庭内部,自住农民工和非自住农民工在居留模式上存在较大差异。相比自住农民工,非自住农民工的居住状况更差、本地融入更少、居留意愿更弱。而农民工家庭的居住隔离问题也亟需改善,居住隔离水平高于流动人口平均水平,该隔离水平受到了农民工所在城市住房市场发展情况和城市经济与公共服务水平的影响。此外,通过对农民工家庭居住社区选择分析,本文发现农民工居住隔离的程度呈现不降反升的趋势,值得进一步关注。（2）以农民工所在城市的房价收入比衡量住房负担,考察住房负担对农民工居留模式的影响,住房负担对农民工家庭是否居住在自有住房以及居住拥挤程度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对非自住农民工家庭的本地融入及主观居留意愿存在正向影响。本文认为其正向影响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房价反映城市未来发展活力和发展预期,对房价的追求实际是对大城市优势条件的追求;另一方面是房价增长促进了财政收入的增加,提升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强化了城市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和定居意愿。（3）在住房保障制度对农民工居留模式的直接影响上,本文通过收集全国153个地级市对公租房申请人关于收入、资产、住房、居住证或暂住证、劳动合同、学历、毕业年限、社保或公积金缴纳等方面的要求文件,构造出衡量保障房准入门槛的指标。发现随着保障房准入门槛降低、城市住房保障水平提高,农民工的住房自有率和非自住农民工的居住状况、本地融入和居留意愿都出现一定程度提升,可见住房保障有助于农民工更好地居留在城市。但是,上述部分指标的提升并不明显,本文认为其原因在于,保障房申请对外来人员开放的时间较晚（自2016年起各大城市才全面开始保障农民工等外来人员）,即该政策存在的时间较短,因此政策效果还未显现。（4）参考现有研究农民工代际差异的文献,本文按照农民工的出生年份,将农民工划分为老生代农民工、中生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发现住房负担及住房保障制度对不同代际农民工家庭的居留模式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老生代农民工是否住在自有住房受住房负担的影响相对较小,但其居住房屋的硬件条件受住房负担的影响较大;中生代农民工是否住在自有住房受住房负担的影响最大,其融入本地的行为和态度以及居留意愿受住房负担的影响均最小;新生代农民工融入本地的行为以及居留意愿受住房负担的影响较大。本文认为出现上述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三代农民工打工的动机与行为逻辑不同,老生代农民工追求生存最大化,中生代农民工追求货币最大化,新生代农民工追求利益最大化（邓大才,2008）。另外,是否居住在保障房对不同出生年代非自住农民工居住状况及居留意愿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居住在保障房对新一代非自住农民工计划在本市购房的可能性及计划在本市居住的时长则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老一代非自住农民工则无明显作用。其原因可能在于,相比老一代农民工,新一代农民工未来是否在本市购房以及计划在本市居住时长的不确定性更大,更容易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因此住房保障将对其在城市的居留起到明显的提升作用。针对上述研究发现:本文对住房保障制度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议。在“房住不炒”和“住有所居”的政策背景下,严防住房价格过快上涨,减轻农民工家庭的居住负担,对于农民工家庭改善居住条件,提升农民工劳动力人力资本质量,稳定劳动力市场供给等都具有巨大的积极意义。地方政府在遏制房价过快上涨的同时,应该保障住房市场的稳定供给,避免农民工群体的居住隔离的进一步加剧,为农民工家庭在城镇地区长期稳定发展创造条件。城市应该依照“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的精神,提供多种类型的保障住房,丰富住房保障模式,满足不同代际农民工家庭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保障住房需求。各城市应该加强相关政策的宣传与贯彻力度,早日实现农民工家庭的“住有所居”。本文的主要创新包括:（1）在Sweeney（1974）等及任远（2014）关于居留模式定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居留模式这一概念,并采用一系列指标定量地衡量居留模式这一指标,尤其是充分讨论了农民工家庭的居住隔离问题,从房地产市场发展的角度,深入地研究农民工的居留模式。（2）丰富了农民工家庭居留决策影响因素的具体分析,探索了影响居留决策的经济和政策因素,从而对农民工在城市的居留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剖析。（3）综合运用了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和人口普查微观数据,三类数据的运用使本文从多个角度综合量化农民工的居留模式。（4）本文总结了各城市住房保障制度的特征,量化了城市流动人口保障房准入政策,构建了各城市的保障房准入指数,评估了不同政策标准对农民工家庭长期居留和社区融入的影响,并对相应的住房保障制度提出了发展建议。（5）本文量化分析了住房负担及住房保障制度对于不同代际农民工居留模式影响的差异,进一步验证了三代农民工打工的动机与行为逻辑不同的理论假说。诚然,本文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由于居住隔离量化的研究对于微观调查数据要求高,然而目前满足数据颗粒度要求的公开可申请使用数据仅为2010年普查数据,因此本文对于农民工居住隔离的研究仅采用了2010年的数据,进一步的研究还有待数据更新的结果。此外,直到2016年,国务院发文明确提出公租房保障对象应包括“符合当地城镇居民公租房准入条件的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新就业大学生和青年医生、青年教师等专业技术人员”,各大城市才全面开始保障农民工等外来人员。因此各城市针对外来人员开放保障性住房申请的时间还有限,具体政策效果还有待观察。最后,农民工的居留模式除住房保障因素外与农民工就业意愿、工作流动意愿、薪酬意愿及其他因素等都有关联,而本文仅分析住房保障制度对农民工居留模式的影响,未涉及除住房保障外的其他因素,未来的研究可以继续深入探究影响农民工居留模式的各项因素,更加真实反映和体现农民工的居留意愿,同时分解出住房保障在诸因素中所占比例及其影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