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国家财力的显著提升,财政在社会资源配置和调节方面的基础作用日趋重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特别是伴随着近年来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财政支出在推动经济增长、扩大国内市场需求、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纵观中国财政体制改革进程,里程碑式的事件主要包括: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两步“利改税”和实行“分灶吃饭”财政体制改革;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公共财政框架体系的建立。每一次财税体制改革都是根据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进行的调整,通过不断变动着的体制安排,成功地推动经济转轨、调控经济运行。在深化改革过程中,财政支出也为过去40余年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提供了必要的财力保证。财政支出是政府对集中起来的社会资源的的支配和使用,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一个基本层面和重要组成部部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要手段。由于我国选择了渐进式改革路径,特别是伴随着时间推移,现行财政支出活动的某些方面和环节基本丧失了帕累托改进的余地,加之跟进改革不足,财政支出结构出现固化现象,甚至导致在某些层面出现了负向激励和逆向调节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按政府职能分类,2018年我国经济建设性财政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3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医疗支出分别占8.03%、12.22%、7.07%,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经济建设性财政支出比重较高,其他三类比重较低,这与我国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划分不清、政府对资源直接配置的幅度较大、尚存在“缺位”“越位”现象有直接关系;第二,推行中期财政规划可以提高财政政策的前瞻性和可持续性,但目前我国某些政策的出台更多考虑的是短期效应和需求,缺乏激励相容的运行机制,导致财政支出政策碎片化、短期措施长期化、资金使用低效化;第三,在市场化程度提升的过程中,财政支出结构改革略显滞后,财政支出结构改革的滞后性导致分税制遗留下来的诸如中央和地方财权和事权不匹配、转移支付制度“缺位”等问题日益突出,这些问题未能有效解决反而越来越向失衡方向发展。如何更好地发挥财政支出的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与发展职能,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是关乎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现实问题,而财政支出结构调整成为重要突破口。在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财政一直处于联系其他诸项改革的枢纽地位,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的过程涉及财政活动的方方面面,无疑是一项极其复杂性的系统工程。财政支出活动要兼顾与经济发展之间总量、速度、比例之间的关系,要兼顾与政府职能之间事权、财权、财力之间的关系,要兼顾与财政体制之间集权、分权、授权之间的关系,要兼顾与微观主体之间初次分配、再次分配、三次分配之间的关系。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一直受到学术界及实务界的广泛关注（第2章）。基于目前财政分权体制下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本文依据对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历史和现实的考察（第3章）,以政府职能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公共产品供给理论为依据（第2章）,以美国、英国、日本等典型国家财政支出结构经验为参考,提出并旨在解决以下3个方面的问题: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如何“有效”优化和调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偏好如何“有效”激励;中央和地方政府间关系如何“有效”改善。本文运用系统动力模型（第4章）,整合分析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发展阶段、政府职能转变、财政体制设计的复杂因果反馈关系,并得出未来我国财政支出结构调整的方向和重点。基于相关结论,探讨财政支出规模、结构与经济增长的辩证关系（第5章）,回答了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如何“有效”优化和调整问题;以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为例论证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财政支出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和主要特征（第6章）,回答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偏好如何“有效”激励问题。最后,立足系统化、科学化和现代化的高度对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变迁优化对策进行系统设计（第8章）,回答中央和地方政府间关系如何“有效”改善问题。通过对以上问题的研究,以期对推进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和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一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