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左翼文学在上海兴起并得到蓬勃发展,与消费文化、都市大众传媒语境、国民党控制下的传媒环境密切相关。而整个19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的发生与演进是在极为复杂、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中进行的,在当时社会上一直不是主流的意识形态。为了更好宣传左翼革命话语,争夺文化话语权,左联积极推进文艺大众化运动,打造左翼明星作家丁玲。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思潮席卷全球,丁玲积极响应左翼文化的感召,创作实现了重大转型,放弃了莎菲式自我剖析的个性化写作方式走向了充满激情的大众化写作,由“小资”女作家转型成“革命”大众女作家,并且执掌了左联期刊宣传阵地《北斗》。本论文主要以1931年丁玲迅速完成文学创作、文化身份的“左转”,以及1933年丁玲被捕事件的发生为切入点,从明星效应角度来探讨1930年代左翼文学的宣传推广策略。1931年丁玲创作的重大转型、1933年丁玲被捕事件发生后在文学、社会领域引发了持续性的“丁玲热”,不同政治背景的媒体、个人都从自身立场对此做出了反映,对丁玲形象进行了多维角度的生产和想象。左翼媒体更是成功将丁玲塑造成一个为革命而“献身”的左翼文化偶像,赢得了大众的同情,无数有志青年在此影响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种借“明星效应”将商业资本、市民趣味与左翼意识形态话语有机结合的宣传策略,有效地将左翼革命理念渗透到市民阶层和青年大众中,提升了自身的社会影响力。本论文整体由三部分构成:第一章介绍1930年代左翼文学的宣传语境,第二章讨论明星作家丁玲如何完成创作及文化身份的“左转”,积极参与1930年代左翼文学的生产,讨论她如何在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展开左翼话语的宣传;第三章探讨“丁玲事件”中不同政治背景的传播媒体对左翼明星作家丁玲形象的建构和消费,把握“明星效应”将商业资本、市民趣味与左翼意识形态话语有机结合的宣传策略及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