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党组织参与治理的机制不断规范和完善。党组织参与治理作为中国公司治理结构中的重要特征之一,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近年来,由于国际宏观经济大环境的萧条,国内实体经济处于经济周期低位,一些以实业为根的企业跨入金融与房地产等高杠杆行业,试图运用跨行业套利机制来实现多重盈利。虚拟经济的繁荣促使众多社会经济主体由实向虚,实体企业“金融化”趋势日益明显。虽然金融资产具有资金“蓄水池”的作用,能够在企业缺乏资金时为投资实体提供资金支持,但金融化的“挤出”效应更受大多研究的支持。其中,过度金融化作为一种注重投机逐利的短视行为,短期内挤出主业投资资金,损害企业未来的经营业绩,也不利于实体经济的长期稳定。众多相关政策的出台也体现了国家对企业金融化产生的影响等方面的重视。由此,本文基于现有文献对党组织参与治理影响企业经营效率和财务状况的现状,深入考察党组织参与治理对企业过度金融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又探究了融资约束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并进一步分析了产权性质和党组织治理相关重要时间节点的异质性影响。本文以2010-2020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手工收集梳理了党组织参与治理程度的数据信息,考察党组织参与治理程度和企业过度金融化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首先,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抑制企业的过度金融化。党组织参与治理能促使其更好地发挥事前战略引领、事中监督管理与事后追责惩治等作用,促使企业积极响应“避免经济脱实向虚”政策导向,有利于加强“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等国家战略和重大决策部署在企业内部的有效贯彻落实,有助于对企业的过度金融化行为产生抑制作用。其次,融资约束削弱党组织治理和企业过度金融化的关系。融资约束越大,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企业过度金融化的抑制作用越弱。最后,相比于民营企业和2016年前,党组织治理对于企业过度金融化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和2016年后。研究结果在公司内部经营管理层面上阐述了充分发挥党组织治理作用的合理性,为党组织治理有关规定的落实提供了更加严谨的理论依据,也为未贯彻实施这一政策制度的企业的进一步决策提供了有益参考。同时完善了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因素和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理论研究,为该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更多的经验支持,对引导金融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