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广州府商业商品贸易繁荣,商人数量与规模不断扩大,他们在获取大量财富后一掷千金,致力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这一行为值得关注。同时这一现象在谱牒传记中多有记载,但是这些史料尚未得到充分地利用,因而具有较大的史料价值和学术前景。本文将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大量运用方志、谱牒传记等商人资料,对广州府商人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情况行进行梳理研究,探究商人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意义,丰富广州商人形象并为当前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与保障提供借鉴。公共产品的供给关系到社会的稳定,是故清政府十分重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工作,并制定了官员的惩戒措施,初期官府能大致满足民间需求。广州府虽地处沿海,商品经济发达,但是由于气象灾害多发,农村位置偏远致使管理与自愈能力较差,进而导致农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不断扩大。而清政府因财政支出不足、地方官僚贪污经费等原因造成官府供给与农村需求错位,农村公共产品日渐匮乏,民间力量的参与成为必要。随着乡绅、商人等民间群体力量的发展,地方基层管理权逐渐下移,清代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呈现官府供给、官督民办、民间自办三足鼎立的态势。广州府因地狭人稠等自然条件的影响,农业发展受挫,商品贸易在生产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受社会致富观念和消费观转变的影响,百姓对从商这一行为不再感到羞耻,他们或为谋求生计、或因屡试不售、或为继承家业转而经商,商人数量与规模迅速扩大,墟市数量增多,商品贸易日趋繁荣,商人财富实力也得到积累。广州府商人发迹后,或为满足精神层面的需求,寻求自我认同感;或受轮回报应之说的影响,为谋求祖先庇佑与心理慰藉;或为追求权力与更高的地位,不断投入大量资金供给农村公共产品,以独立供给或合作供给的方式为乡里铺路修桥、修缮书院学堂、捐助义田义仓、完成其他社会救助。广州府商人通过施行善举,积极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彰显了自己的力量,备受基层民众的赞誉,甚至可以获得政府的旌表,进而社会地位与财富水平不断攀高;但因商人在供给过程中不计报酬,流失大量商业成本,导致资本流转不利,对商业发展带来压力;就农村而言,广州府商人所供给的公共道路、公共教育等产品,有效弥补了政府供给的缺位,同时对农村乡风培养与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商人的供给为官僚贪腐提供了条件与机会,地方官僚逐渐产生地方事务管理的惰性,吞污地方资金,阻碍了地方基层秩序建设与事务管理。总体而言,清代广州府商人供给农村公共产品是他们为寻求自身发展、凿通向上流动渠道的选择,同时是社会整体与民间个体共同作用、不断互动的结果,广州府商人供给农村公共产品这一行为,尽管存在不可忽视的弊端,但将商人力量的壮大与社会统治的安定、民众生活的稳定联系起来,构成了互利互惠的循环模式,对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有一定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