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面对春秋以来伦理政治生活失序的社会状况,而提出了以重建社会秩序为目的的“正名”。孔子之“正名”,方法上是以“名”正“实”,内容上则以周礼为取向。至荀子,为孔子所深恶的“礼崩乐坏”非但未得缓解,且愈演愈烈。为解决与孔子同样的问题,荀子同样地提出了“正名”。但荀子的“正名”,从方法上来说,既包含着以“名”正“实”,也包含着以“实”正“名”;从内容上来说,一方面是对“先王之道”的继承,而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则是,以“制名”的方式来确立新的伦理政治规范。与孔子以“正名”来回归文武周公不同,荀子的“正名”意在为“后王”提供新时代的良方。荀子的“正名”思想,以其特有的思想体系为背景。荀子的“天”是物质的、自然的,不具备宗教的、神秘的超越性。这样的“天”解放了“正名”的对象或曰客体。而就“正名”的主体来说,荀子所理解的人,一方面因其“性”而有“情”有“欲”——“情”与“欲”的放纵将导向“恶”,另一方面又因其“心”而有“知”有“能”——“知”与“能”使人能够认识并积极地改造世界。有为的“人”作用于可为的“天”或曰世界,便是“制天命而用之”。“制天命而用之”的强大气魄体现于荀子所真正关注的人伦政治领域,人类对已有的合理的伦理政治规范的继承,便是“有循于旧名”,对出自时代与社会之需要的新的伦理政治规范的构建,便是“有作于新名”。两者之合,便是荀子所说的“正名”。荀子之“正名”,作为方法与内容,是依从于“礼”的——“礼”作为有效的秩序性与规定性,在生活日用中正是以“名”为方式而获得落实的;作为概念与范畴,则是从属于“道”的——“道”如果不通过“名”将难以被表述、被思考,而“名”如果不通过“道”也不能被确定与被纠正。而“正名”之所谓“正”,在最深远的意义上,便是对“礼”的维护、对“道”的实现。“正名”,对荀子来说,是一种最具伦理意义的人类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