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者适当性义务起源于美国,起初以行业自律的道德指引形式存在,设计初衷是为了保护纽交所成员免受不诚信以及破产投资者的侵害。在近些年,适当性义务逐渐发展成了一种法定义务。我国实然法层面的适当性义务发展较迟,在近几年才在部门规章中得以确立。金融产品本质上属于一种契约,金融机构往往通过一些金融技术将其包装成产品,故其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一般的商品。金融产品销售过程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投资人一般很难了解到金融产品的全部信息,也缺乏对金融产品风险的判断能力,这使得作为私法自治基础的意思自治无法真正实现“自治”。作为一种“父爱主义”的考虑,金融产品的交易中,应当努力消除这种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从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种消除信息不对称的义务分配给金融机构可以使得社会整体成本最小,“买者自负、卖者尽责”的交易规则应运而生。具体而言,适当性义务应包含了解客户、了解产品、适当匹配、告知说明等四个子义务。其中,了解客户与了解产品义务是产生适当匹配和告知说明义务的前提,适当匹配义务强调客观上是否适当,告知说明义务强调投资人主观上是否认识到了这种适当性。本文认为,从责任形式上看,将违反适当性义务的责任定位为违约责任和缔约过失责任都无法在逻辑上自洽,而将其纳入侵权责任的范畴则更具有合理性。违反适当性义务同样应当满足行为、损害结果、因果关系和过错这四个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申言之,行为要件应具备消极性,即任何一个子义务的违反都应表现为不作为,且作为义务不能通过合同予以排除;在损害结果要件中,应当将本金和利息都纳入实际损失的范畴;因果关系要件以推定存在因果关系和金融机构反证为内容;在过错要件方面,存在不作为行为即可认定存在过错,并可以适用过失相抵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