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跨文化之间的交流也逐渐成为人们生活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不同国家间人们的交流的重要手段，翻译活动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由于生活环境、宗教信仰、传统习俗、道德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不同国家所呈现的文化也风格迥异，这些因素都孕育了文化负载词的产生。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给译者带来了不小的挑战，然而由于其在文化交流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译者有义务选择恰当的翻译策略来翻译文化负载词。　　Sperber和Wilson首先提出了关联理论，其初衷是为了描述人们在交际活动中的认知过程，然而它却为翻译活动提供了一个合理、统一的理论框架。Gutt指出，从关联理论来看，人们交流活动的最终目的是要达到“最佳关联”，换言之，就是受众期待在其理解过程中以最小的努力达到最佳的语境效果。并且，关联理论还指出翻译的性质是一项跨文化的不同语言之间的交际活动，译者应当同时注意交际者的意图和受众的期待:他寻求从原交际者处获得最佳关联，并且把信息传达给受众，以完成整个交际过程。由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所带来的文化缺省现象给翻译工作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并且直接决定了交际活动是否能够顺利进行。　　作为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之一，《老残游记》成书于19世纪初期，并见证了中国小说叙述模式从传统向现代飞跃的重大转变。在《老残游记》中所体现出的极高的艺术品位使其成为清代影响极为深远的文学作品。　　本文旨在从关联理论的角度，来讨论杨宪益、谢迪克翻译《老残游记》文化负载词所采用的翻译策略，以此探究处理文化因素过程所使用、以获得最佳关联为导向的不同翻译手段，使目标读者能够理解源语读者的感受。具体研究问题如下:　　1.在翻译《老残游记》的文化负载词的过程中杨宪益和谢迪克分别使用了哪些翻译策略？　　2.两位译者所采用的翻译策略是否有显著差异？如有，其原因是什么？　　3.关联理论如何运用于指导翻译活动？　　依据上述列举的问题，通过分析两位译者在翻译《老残游记》中文化负载词所使用的翻译策略，本文的主要发现如下:　　(1)杨宪益和谢迪克都使用了直接翻译和间接翻译的方法。　　(2)杨宪益和谢迪克的译本在翻译策略上存在显著差异。杨宪益在翻译过程中主要使用了直译，而谢迪克则较多地使用了意译。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有:首先是翻译目的。杨宪益翻译的目的在于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而谢迪克翻译的目的则是西方读者的可接受性和其译本的可读性;其次在于主流翻译思想的影响。杨宪益深受中国翻译标准“信”、“达”、“雅”的影响，而谢迪克则主要遵从了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另外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还在于主流语言和文化的影响。对于杨宪益来说，主流语言是汉语，所以他自然地运用了直译的方法来重现汉语的神韵;而谢迪克的主流语言是英语，则较多地考虑到了读者的可接受性。　　(3)关于译者的翻译责任方面，关联理论对译者提出了新的要求，使译者能够更加重视读者的认知需求。只有对读者的认知需求有足够的认识，才能够提高翻译活动的可信度。对于翻译活动来说，关联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翻译活动应当更加注重译者和目标读者的交际过程，而不是拘泥于特定的翻译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