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是中国儒家经典著作之一,有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对今天的社会实践仍有指导意义。迄今为止,《中庸》译介到西方已经有近200年的历史,最早于19世纪由英国传教士译介到西方。20世纪,《中庸》英译蓬勃发展,期间出现了辜鸿铭等译者翻译的十几种版本,这些译本把目的语文化当作中心,采取了归化翻译法,用西方的哲学概念解读《中庸》,忽略了中国哲学的“他性”。21世纪初,安乐哲推出的《中庸》英译本,采用异化译法,保留中国哲学“他性”,来抵抗西方文化中心论,提高了中国儒家文化的地位,有利于在东西方文化间展开平等对话。因此,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国典籍走出去,研究安乐哲《中庸》英译成功背后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显得尤为重要。就中国典籍英译研究而言,多数学者从微观层面入手,局限于语言和文本的分析。他们过分重视对译者主体性的研究,如研究译者的翻译动机和翻译思想,而未关注客观制约因素。实际上,典籍翻译研究不应局限于语言层面,还要关注语言以外的社会层面。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跨学科研究的方法被应用到翻译研究领域中,从社会学视角探究翻译问题成了翻译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近年来,翻译研究汲取各种社会学理论,其中最受欢迎的要数社会学家布迪厄的理论,该理论中的重点概念场域、惯习和资本与翻译实践结合最为密切。布迪厄理论的核心思想综合分析了社会制约因素和个人主观能动因素,阐述了个人行为与社会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采用布迪厄社会学理论研究翻译活动,将微观层面的语言和文本研究与宏观社会文化研究有机结合,既为翻译研究提供一个全新视角,又有助于学者从社会学维度认知翻译问题。本文以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为视角,以安乐哲《中庸》英译本为研究对象,采用定性分析的研究方法,分别从场域、惯习和资本三个角度对影响翻译文本选择、翻译策略选择、特定场域中译本接受的因素进行分析,探究该译作广泛传播的深层原因。首先,本文分析了社会场域、文学场域和翻译场域对安乐哲《中庸》译本选择的影响。21世纪,儒学逐渐成为西方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在后结构主义瓦解后,西方人开始寻找新的心灵慰藉,他们的诉求反映在文学场域中就是渴望道德的回归。《中庸》的核心思想契合了西方人当下的精神追求,促进了其在西方文学场域中传播。在翻译场域中,以往对中国哲学的诠释都是基于现有的西方概念,这使得西方人认为中国哲学是西方哲学的附属品。安乐哲通过翻译儒家经典来改变西方对中国哲学的偏见,确立中国哲学的地位。其次,从惯习角度出发,本文分析了安乐哲的翻译惯习在他选择翻译策略时所产生的影响。安乐哲本人良好的成长环境和丰富的学术经历塑造了其独特的翻译惯习,即忠实于源语文化和关注读者可接受性。在英译《中庸》的过程中,他主要采用异化策略来展现中国文化的“他性”。此外,他还把中国儒家哲学与西方过程哲学作类比来推动西方读者对儒家哲学的理解,从而在译本忠实性与可读性之间实现平衡。最后,本文从资本概念出发,分析了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在安乐哲《中庸》英译本传播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安乐哲的文化资本主要得益于其留学中国、日本和欧洲的经历,为他进入翻译场域奠定了基础,使他有能力担负起《中庸》英译的重任。此外,安乐哲在翻译场域的声誉和原作《中庸》的核心地位也转化为象征资本,推动《中庸》英译本在海内外广泛传播。研究发现:翻译活动源自于社会交往的需要,本身就具有社会属性。为了更好地诠释翻译与社会、文化等因素之间的关系,翻译研究在关注微观层面的语言和文本的同时,也要重视宏观社会文化研究,而社会学路径下的翻译研究能够两者兼顾。本文的意义和价值在于采用布迪厄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庸》英译活动,将微观层面的文本研究与宏观社会文化研究有机结合,阐释了社会制约因素和主观能动因素对译者翻译选择的影响,给《中庸》英译研究带来了一个全新的维度,有助于学者从社会学的维度认知中国典籍的翻译与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