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代以来，中国就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大一统的观念传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晚清以降的救亡图存运动，促使思想界反思原有的集权传统，地方自治的观点风行一时。青年毛泽东在当时的联省自治运动风潮中，也曾提出过“湖南共和国”的联邦制方案。尽管运动最终失败，但是重视基层积极性与自由的思想伴随了毛泽东一生。
　　纵向权力结构的构建是一国政治制度的重要方面。建国以后，随着“统一”主题的完成，“强国”主题在毛泽东的战略视野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借助于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批判的历史契机，毛泽东依据中国国情，率先发起了对苏联模式的冲击，在纵向权力结构方面表现为反思斯大林的中央高度集权模式、提倡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其目的在于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性因素，为中国创造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路线。他试图通过向地方分权的一系列政策来激发整个社会和国家的活力，走出一条与苏联不同的道路。毛泽东提出大胆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建设经验，以“虚君共和”作为中国中央地方权力配置的战略构想。本文试图通过对毛泽东提出“虚君共和”的历史和思想渊源的梳理，以及对其建国后两次提出“虚君共和”向地方放权实践的考察，挖掘毛泽东“虚君共和”战略的现实合理性和对当下纵向权力结构构建的制度借鉴意义。
　　由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特征，毛泽东“虚君共和”战略在实施过程中遇到来自党内和中央经济部门的阻力，并且由于战略构想与战术执行的不相匹配而造成了惨痛的历史悲剧。囿于时代和个人的局限，“虚君共和”的思想最终未能带来现实的大治，其思想内涵也被长时间遮蔽。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虚君共和”的相关实践不仅给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留下了深刻的制度记忆，而且在实践上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放权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制度准备。作为现代化道路上的后发外生型国家，中国如何构建合理的纵向权力结构是无法回避的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虚君共和”战略的现实探索仍将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