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兰牧骑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内蒙古草原建立起来的小型文艺工作队。乌兰牧骑装备轻便、队员一专多能、团队人少精干,便于流动而适合了内蒙古草原地广人稀、交通不便、居住分散的特点。乌兰牧骑将传承与创新为一体,创作与表演为一身,集演出、宣传、辅导、服务功能为一体,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内蒙古草原音乐、舞蹈、器乐、曲艺、戏剧艺术的传承与创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交融、民族文艺人才培养以及广大农牧区文艺生活的现代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乌兰牧骑扎根民族文化传统,践行社会主义新文艺的建设,走出了一条民族特色、地方特色浓厚,时代特色鲜明的基层文艺道路,其几十年来创造出的丰厚成果和探索出的丰富经验值得深入研究,对于今天继承乌兰牧骑传统、发扬乌兰牧骑精神、发展乌兰牧骑事业,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进一步对于整个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新文艺建设事业来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以自己所积累的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采用文化人类学、民族音乐学音乐民族志方法以及文化变迁的相关理论,结合背景论方法、音乐形态学方法及口述史方法,把乌兰牧骑及其艺术的兴衰迁变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其所依存的社会文化脉络和历史过程中来认识其历史与变迁。因此,研究方法主线体现为如下两方面:一是把乌兰牧骑及其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背景看作一个整体,从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探讨乌兰牧骑创建、普及、成型、转型及其新机遇,以及变迁背后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驱动力;二是从乌兰牧骑的艺术切入,力求关照乌兰牧骑音乐、歌舞、器乐、曲艺、戏剧等艺术的创作与表演特点及其与基层民众生活之间的关系,以此呈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内蒙古基层文艺事业的建构与发展过程。本文把乌兰牧骑及其艺术置在“历时—共时”的双视角进行关照。文中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至今作为历时的时间跨度,将乌兰牧骑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和历史脉络之中进行研究。需要说明的是,本文重点安放在对乌兰牧骑的创建与成型的历史性表述,对初创意义上的乌兰牧骑及其艺术的运作模式进行梳理和总结是其核心内容。在此基础上继而探讨它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及其背后动因。在共时的空间跨度上,本文选择较早创建并有着较完整的生存发展历史,而且也能形成互相间的地区性对比的牧区和半农半牧区九支乌兰牧骑,通过对其进行实地调查和口述访谈,从中选择具有代表性意义的一个个队员、典型意义的一支支团体,通过一件件鲜活的事件和代表性作品作为具体例子进行研究。论文成果可总结如下六点:一是,本文认为乌兰牧骑的历史与变迁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初创并成型时期（1957年至1966年）、转型时期（“文革”时期的沉浮、改革开放以后的市场化转型）、新时代新发展时期。本文认为,乌兰牧骑的创建历史及其变迁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环境分不开的。乌兰牧骑的产生是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社会主义文艺建设为目标的自上而下的建构,是党的文艺路线与民族地区实际情况结合的产物,是时代性、特色性、实用性兼具的地方文化现代化过程中的基层文艺单位。二是,乌兰牧骑是具有初创意义的基层文艺单位,是新中国民族地区基层文艺生活建构的重要实践探索,它形成了特定的文艺活动模式,是有组织、有特定生活和运作方式的整体。三是,以“革命”为内容的国内革命歌曲、草原红色革命歌曲包括歌舞、器乐、曲艺、戏剧在内的新音乐艺术是乌兰牧骑初创时期的主要形式,同时,民间传统艺术也占有一席之地,由此形成了创作音乐与民间音乐相挤共存的演出内容模式。对于基层民众来讲,乌兰牧骑是一种国家符号,它创造性地运用民族文化、地方艺术来联系广大的农牧民;另一方面,国家征用民间艺术,将其纳入国家事件,成为其组成部分,于是通过乌兰牧骑传统艺术走出民间,参与国家的文化体制当中。同时,乌兰牧骑对于外来的多元文化具有包容、吸收和创新力。四是,“文革”时期是乌兰牧骑的第一转型期,演出内容与形式从过去的多样性走向单一性。其间政策宣传功能被极端放大,被给定的内容与形式、活动方式所充斥。五是,改革开放以来,乌兰牧骑及其艺术迎来了第二次转型,从“文革”期间的单一化,又转向多样化开放,而随之而来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背景,又将乌兰牧骑及其艺术纳入到新的社会文化变迁的语境当中,尤其在市场经济语境下,乌兰牧骑开始探索市场化演出模式。安达组合为代表的新型民族音乐组合乐队,为乌兰牧骑式团队模式的市场化探索,带来了新的启迪,而安达组合与安达班、地方乌兰牧骑建立的小型民族音乐乐队组合及其“团队培养团队”模式,正是乌兰牧骑“团队短小精干、演员一专多能”模式的继承和延展。六是,习近平总书记给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回信后,乌兰牧骑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时代”。乌兰牧骑走向法制化道路,成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将市场与公益、演艺与人才培养、传承与创新结合起来的道路,是当今乌兰牧骑事业中的一个亮点,是当下乌兰牧骑艺术事业值得借鉴的有益经验。乌兰牧骑及其艺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近现代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环境分不开的,乌兰牧骑及其艺术的产生与发展是内蒙古自治区现代文化、社会、生活和历史的一个投影。乌兰牧骑及其艺术的命运是不可避免地、紧紧地与它所生存的环境联系在一起,并且受着它的制约。乌兰牧骑的“自身变迁”,正是这种“背景变迁”的产物或其中一部分,乌兰牧骑及其艺术的出现、兴起、衰落、回升,是社会文化变迁进程中一个鲜活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