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敲诈勒索罪以威胁为构成要件要素,威胁是指以恶害相通告使他人产生恐惧心理的行为,且恶害本身无需不法。基于此,合法方式勒索财物行为原则上构成敲诈勒索罪。但这一观点在面对“过度维权”一类的案件时过于扩张了处罚范围,与公众的情感相违背。对此,学界已有大量关于“过度维权”的案件应如何出罪的研究,但这些研究多存在不足之处。所以,有必要从整体上探讨合法方式勒索财物行为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的问题。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此展开讨论。第一章是对合法方式勒索财物行为的概述。首先,本文将合法方式勒索财物行为定义为:行为人通告相对人将要实施合法行为,并提议以交付财物换取不实施合法行为,相对人基于对合法行为的恐惧选择交付财物,行为人或第三人取得财物的行为。其次,为了界定合法方式,本文着重探讨了曝光他人的负面信息是否合法的问题,并指出曝光行为是否合法应当根据曝光是否侵犯隐私权进行判断。再次,本文根据行为人是否具有索财的权利基础将勒索行为分为三种类型。具有完整权利基础的勒索行为,从一开始便不构成敲诈勒索罪。具有部分权利基础以及完全不具有权利基础的勒索行为是同质的,可能构成敲诈勒索罪。第二章是对合法方式勒索财物行为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的相关理论的介绍与评析。在本文看来,既有的出入罪理论均存在缺陷。入罪理论的缺陷主要表现在:其一,过于扩张敲诈勒索罪中的“威胁”“压制自由意志”的范围;其二,过于强调行为人的主观心态对定罪的影响。出罪理论的最大问题在于,其仅讨论恶意过度维权行为应如何出罪,而忽视了同质的其他合法方式勒索财物行为。第三章是对合法方式勒索财物行为的刑法定性。首先,单次的合法方式勒索财物行为以及大部分反复勒索行为均不构成敲诈勒索罪,理由如下:其一,由于实施合法行为并非恶害,以及以合法方式要挟属于要约,合法方式勒索财物行为欠缺“威胁”这一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要素。之所以认为实施合法行为并非恶害,是因为倘若将其视为恶害,实践中不可能构成犯罪的“苛刻交易行为”（harsh transaction）都会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之所以认为以合法方式要挟属于要约,是因为被害人不接受要挟的不利后果是事件的正常发展结果。其二,以合法方式要挟并未使被害人处分财物的自愿性下降到“同意无效”的程度,这既是理性立法者的预设,也可以从《民法典》对显失公平的规定中得到印证。其次,只有以行使可处分的权利相要挟反复勒索的行为才构成敲诈勒索罪。这是因为在这一反复勒索行为中,勒索者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合法权利,其勒索行为本质上是非法方式勒索财物行为。第四章是对合法方式勒索财物行为刑法规制的完善。首先,英美法系关于敲诈悖论的理论均不能作为将合法方式勒索财物行为犯罪化的依据。为维护社会或他人利益的功利主义理论、令被害人陷入两难选择的不道德理论,以及基于法律道德主义和法律家长主义的剥削理论,均存在缺陷。本文主张基于反复勒索对被害人造成的强烈恐惧,在刑法中增设恐吓罪,用来规制情节严重的以行使可处分的权利相要挟之外的反复勒索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