敖包是蒙古族生存智慧的创造,是蒙古族文化的核心表达。敖包祭祀是世俗的人与神灵沟通的文化空间,是具有求雨性质的、宗教性的象征符号。额尔敦敖包作为旗属性质的敖包,国家的在场是多年来额尔敦敖包祭祀仪式的主要组织形态。2020年疫情的突然爆发,所有活动被迫叫停,延续多年的祭祀活动被迫中断。在疫情常态化背景下,额尔敦敖包祭祀仪式的组织形态已发生相应的转变,笔者于2021年参与的祭祀活动中,组织者已由政府转为蒙古族的自组织。本研究意在探寻转变背后的逻辑关系和现实驱动力究竟是什么。基于此,以布迪厄象征资本的论述为基础,运用观察法和访谈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田野资料的收集,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即对政府、民间权威、当地百姓在仪式活动中的行动选择和仪式参与进行分析。首先,国家的多年在场使得额尔敦敖包的文化象征和祭祀仪式都发生了重构和再造。神圣性日趋瓦解,再生的是集区域名片、发展旅游为一体的象征符号。祭祀仪式作为锡林郭勒盟草原文化旅游节的开端,兼具民俗文化传承和草原旅游发展的双重效应,是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增收的重要载体。其次,疫情的发生并不能阻隔蒙古族民间权威和普通民众对于敖包祭祀的习性传承。但额尔敦敖包祭祀仪式在疫情常态化背景下仍得以继续举行,有过去传承的传统符号的滞后效应,也有经济性因素的渗入,民间权威的文化传承是各种形式资本的综合作用。最后,是对疫情常态化下民众仪式参与的分析。祭祀仪式的内涵由原来的求雨转为求平安,本是祭祀后“娱神”的那达慕大会转为比祭祀仪式更受人们推崇的活动,并像“娱人”的方向转化。民众在敖包祭祀的参与过程中也呈现出差异性特征,民众的思想异化,由神圣性向经济性转化。总之,传统符号的封闭场域,全民化融合的文化符号,使得额尔敦敖包的符号化特征发生转变,神圣性逐渐消解,区域融合、环境保护的符号意涵增强,多主体作用下的对多重符号象征的维护是其繁荣发展的内源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