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自上海市率先推行政府扶持的非正规就业开始,非正规就业的作用日益凸显,并迅速涵盖了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角落,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解决我国现阶段的就业问题具有重要的作用,并日益成为弱势群体的重要收入来源。2007年,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地位,弱势群体的收入问题将成为长期内我国宏观经济的主要问题之一。而非正规就业作为尤其适合弱势群体的就业促进模式,将面临着不断发展的长期趋势,也将对弱势群体的增收问题产生长期而重要的影响,非正规就业的良性、可持续发展与弱势群体的可持续增收问题息息相关。通过对我国弱势群体的定性分析和实证考察可以发现,我国城镇社会性弱势群体仍呈现出较大规模,且普遍面临着来自收入水平、人力资本等多重制约的就业和收入困境。体制因素制约下的劳动溢出与市场分割、市场因素推动下的需求结构变化以及产业结构变迁中的就业结构调整,共同决定着弱势群体非正规就业的自发形成与不断发展。而从政策干预的必要性来看,使弱势群体与非正规就业岗位得以有效结合的制度因素也同样重要,如何从政策高度合理地鼓励、推动非正规就业的发展将为弱势群体的收入增长提供重要动力来源,也有效促进我国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基于帕累托改进原理、效率工资原理、学习效应、就业替代效应及成本经济原理等经济学基本理论的论证表明,非正规就业有助于弱势群体收入水平、收入机会和收入能力的持续提高,具有促进弱势群体收入增长的内在功能和巨大潜力。通过实证检验指标的构建,结合我国历年实证数据的计算、检验和横向、纵向比较可以发现,非正规就业具有比正规就业更高的就业贡献率和就业弹性,从而具有更加显著的就业促进效应,非正规化指数与恩格尔系数的相关性检验则进一步验证了非正规就业具有减缓贫困、促进弱势群体收入增长的实践功能。综合来看,非正规就业将成为促进我国弱势群体就业并带动其收入不断增长的有力驱动。尽管理论论证和实践检验均已表明非正规就业具有促进弱势群体收入增长的巨大潜力,从国内实践来看,非正规就业仍然存在着制约弱势群体可持续增收的突出障碍:一方面,劳动力市场分割下的失业风险模型表明,劳动市场体制分割下的系统风险、弱势群体人力资本制约下的个别风险共同决定了弱势群体非正规就业面临着更高的失业和从业风险,制约着弱势群体的可持续增收;另一方面,实证和规范分析均已表明,制度建设的滞后性使非正规就业的良性发展面临诸多障碍,这不仅加剧了弱势群体非正规就业的风险,而且成为弱势群体可持续增收的制度性障碍,突出表现为非正规就业内部社会保障制度、人力资本投资制度的缺失和制度缺陷,包括政策性歧视在内的社会观念障碍也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弱势群体的可持续增收。伴随着我国不断深化的经济、社会改革和持续不减的就业压力,非正规就业仍面临着迅速发展的持续动力,非正规就业仍然是促进弱势群体增收的有力驱动。从弱势群体收入增长的角度来看,应继续鼓励和推动非正规就业的发展,为弱势群体创造更多的收入来源和收入机会,通过就业驱动带动其收入逐步增长。从弱势群体收入增长的可持续性来看,非正规就业的良性、可持续发展是关键,应不断进行非正规就业的制度建设和制度优化,合理分配市场调节和政府规制在非正规就业中的相互地位,构建合理、高效的非正规就业社会保障体系,培育可持续发展的非正规就业人力资本投资体系,通过非正规就业的良性和可持续发展促进和带动弱势群体的可持续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