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高效的资金回收手段,债权让与于现实的交易中日益频繁,频发的交易也已使得债权由静态的财产蜕变为动态的资本。然而,作为一种无体财产的处分,债权的让与较之有体物的让与,实际更宜滋生二重让与问题。着眼于现有规定,我国《合同法》第80条并未设置债权让与的公示规则,其也未规定债权让与对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的效力。是故,立法的疏漏注定无法为债权二重让与问题的解决提供指引,债权二重让与问题在我国学界和实务中都存有较大的争议。逐本溯源,债权二重让与问题的讨论,须以债权二重让与公示规则的分析作为前提。立足我国司法实务现实,加之域外相关立法的考察,债权二重让与的公示规则主要存在三种类型;对比三种公示规则,本文认为:首先,让与优先主义规则对债权让与的公示的不作考虑,其虽能确保交易的效率和私密,但却以交易安全的牺牲为代价;因而,权衡之下,让与优先主义规则并不可取。其次,通知优先主义规则的解释不仅超出《合同法》第80条立法本意,而且囿于其理论中债权让与通知的公示、债务人承诺的公示的效力范围局限,通知优先主义规则,难言合理。再次,鉴于登记优先主义规则兼顾交易的效率与安全,且能够适应新生市场的现实所需,登记优先主义规则选择的合理性应毋庸置疑。未来立法中,为避免债权融资登记对交易自由的过度干涉,应以登记对抗模式辅之以声明登记的组合,确立债权融资登记的对抗效力。同时,基于法律体系协调的需要,未来立法也应将债权质押登记和债权让与登记予以整合,顺应债权质押和债权让与融合的趋势。另外,债权二重让与问题的讨论远不可止步于公示规则的分析。因善意取得、债权表见让与等债权二重让与公示规则的相关制度,同样有助于债权二重让与纠纷中责任、权属的判定。是故,通过对我国债权二重让与公示规则的相关制度予以考察,本文认为以善意取得、债权表见让与为代表的债权二重让与公示规则的相关制度,在债权二重让与纠纷中的衔接适用,理应具有辅助的意义。适逢我国《民法典》编撰之际,本文希望紧抓法典编撰的珍贵机会,以债权二重让与公示规则的分析为基础,同时结合债权二重让与公示规则的相关制度的考察,为我国未来立法债权二重让与公示规则的构建,提出些许参考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