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的发展将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点,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自2017年以来,党和国家对数字经济的发展给予了充分重视,各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数字经济仍存在非均衡发展问题。因此,关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时空特征,探索影响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因素,对于缩小我国地区数字鸿沟及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2015-2019年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为研究对象,首先对数字经济这一概念作出界定,并结合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背景,构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程度的指标体系。其次,运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对各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统计测度。再者,基于得分进行Dagum基尼系数分解,探究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来源。并运用核密度估计及空间马尔可夫链分析,实现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时空动态演进特征的准确认知。最后,通过构建空间滞后模型,研究各影响因素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效应的影响,并基于此给予相关政策建议。通过实证分析,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我国数字经济总体发展态势向好,年均增速4%,但发展差异程度正逐年加剧,其中东、中、西部区域间差异起主导原因;第二,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提高的同时,也呈现出两级分化态势。并且,各省份数字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空间依赖性,随着相邻省份数字经济水平的提高,对于本地数字经济低水平地区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第三,从全局来看,在三种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我国各省份数字经济水平均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从局部来看,部分沿海省份已经形成牢固的“高-高”型数字经济聚集态势,部分西部省份以“低-低”聚集态势为主,数字经济水平滞后局面有所加深。四川省一直没有带动周围地区的发展,呈现出“高-低”型聚集态势,江西、海南等部分省份数字经济发展速度未能与跟上周边地区的步伐,形成“低-高”型聚集态势。第四,在不考虑空间因素条件下,经济增长水平、产业结构、政府支持力度均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正向影响作用较强,而人力资本因素影响相对较小。但将空间因素纳入模型后,城镇化水平影响由非显著状态显著转为显著状态,同时经济增长水平和产业结构具备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并且这一结论在更换空间权重矩阵后依然成立,可为各省份提高数字经济水平提供重要参考。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如下政策建议:一是加快推动产业数字化,促进企业创新转型。二是缩小区域间数字经济水平差异,促进数字经济协调发展。三是提高中心省份的数字经济反哺能力,打造区域增长极。四是加快地区经济发展,优化地区产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