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对教育人力资本形成以及家庭对教育投资的重视，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国民的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随着教育扩展，高学历人才就业难问题却日益凸显，严峻的就业形势迫使许多毕业生降低就业期望，就职于对学历要求较低的岗位以增加自己的竞争优势，这种现象引起了社会对高等教育大众化成果的质疑和“过度教育”的讨论。国内过度教育的程度究竟如何，其对个人收入又会带来哪些影响，这不仅关系到教育政策的制定，也关系到个人教育的投资决策，因而，探讨国内的过度教育现状、内部分布结构特征及其对收入的影响显得尤为必要。
　　国内目前对过度教育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的较少，多是总结评述外国关于过度教育的理论及实证结果，为数不多的几篇实证研究文献或多或少存在数据陈旧、计量方法略显粗糙、对数据处理交代不足、研究范围小、不具全国代表性的问题，因而其结果不一定能较好地反映国内当前的过度教育现状。本文的研究在以上所述几个方面都有了改进:首先，从研究数据来说，本文使用覆盖了25个省/市/自治区的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对过度教育问题进行研究，由于该调查数据具有较好的全国代表性，且调查时点2010年与现在比较接近，因而能够较好地反映国内目前过度教育的现状。此外，该调查问卷设计较为详细，能够满足本文对主要变量及控制变量的使用需求，尤其是其对教育人力资本测量的改进大大减小了测量误差对结果的影响，这对于准确估计过度教育发生率及收益率等问题尤为重要。对过度教育的界定，本文采用的是平均数加减标准差法，并详细论述了平均数加减标准差法优于众数法的原因。其次，从计量方法来说，本文在变量选取方面较详尽地考虑了影响工资收入的指标，以尽可能准确地估计教育的“纯收益率”;对于估计教育回报方程时人为排除失业样本导致的样本选择偏差，本文采用赫克曼两步法进行了修正;在解决遗漏个人能力变量导致的估计偏差时，本文除了考虑个人能力对工资收入的直接影响，还考虑到了个人能力通过作用于教育而对收入产生的间接影响，即由于能力较高的个体通常习得能力越强，往往容易达成更高的教育成就，因此在引入个人能力代理变量时还加入了个人能力代理变量与受教育年限（适度教育/过度教育/教育不足年限）的交互项，以同时反映个人能力对工资收入的直接、间接影响，本文还进一步探讨了使用代理变量的必要性、合理性。在实证研究的具体操作中，本文采取从粗糙到细致（即从少变量到多变量，不加个人能力代理变量到加入个人能力代理变量，加代理变量时，从不加交互项到加交互项）、从总体到局部（即先对总体统计分布、计量回归，再根据一些可观测特征对就业样本分组，探讨不同特征人群过度教育发生率及收益率的差异）的计量思路，探讨了模型选择、控制变量、个人能力对教育收益率估计的影响。最后，考虑到不同样本间的异质性差异，本文还从性别、年龄、学历层次、地域、行业、职业、工作岗位性质等不同方面对过度教育问题进行了考量，由于分组后组内样本的异质性大大降低，这种处理方法使得可以更好地透过现象看本质，从而本文不仅可以为理解国内总体层面的过度教育的情况提供一些参考，还能够为探究过度教育深层次的原因及解决对策提供思路。
　　本文的分析研究表明:国内过度教育的发生率为18.58％，从数值上看低于西方国家20％-30％的水平，但国内劳动力市场上教育人力资本与工作岗位的匹配情况并不尽如人意，适度匹配的仅为一半，过度教育背后的教育不足(约占26.73％)问题同样值得关注。过度教育发生率在不同特征的就业群体间存在差异，因此对过度教育的成因及解决对策需要从多个层面来分析。关于过度教育对收入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较一致地支持以下结论:1.过度教育有正的回报率，但低于适度教育的收益率，约为其2/3-3/4。2.教育不足的收益率通常为负，且其估计系数的绝对值小于适度教育、过度教育收益率。3.适度教育的回报率高于个人实际所受教育的回报率（即明瑟收益率），且这种关系不受控制变量、个人能力代理变量加入的影响。4.教育的纯收益率明显低于教育的毛收益率，意味着二元市场分割、户籍制度等其他影响因素对工资收入的决定同样重要，尤其是行业、职业、工作单位本身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人的收入水平，从而影响着教育回报率，因此研究中要关注的是教育的纯收益率而不是毛收益率。5.过度教育回报率与其发生率一样，在不同特征的就业群体间存在差异。
　　本文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利用全国性的数据样本研究这一问题，从而对我国的过度教育严重程度、背后的成因、特征以及其对劳动者收入的影响有了初步了解和探究，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和政策指导价值，同时本文的研究结论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我国过度教育领域的实证研究成果。从政策建议来说，大力发展经济，增加就业机会;推进体制改革，完善市场就业机制;加大教育投资，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加大收入分配调控力度，缩小行业、部门间工资差距;加强信息化建设，建立信息共享渠道;改革高校办学培养模式，保障高等教育质量等措施是从根源上解决过度教育的有效举措。
　　本文存在的不足之处主要有:一是过度教育界定可能存在的问题。首先，平均数加减标准差法从统计学的角度界定过度教育，只能反映市场配置的结果，这种配置过程本身是内生决定的，因而该方法定义的适度教育不一定能真实反映工作岗位的实际需要。其次，适度教育是是基于不同行业定义的，但由于行业选择存在内生性，自我选择偏见问题可能导致定义的适度教育不是工作所需的真实反映。最后，在测度过度教育时，或许以“适度人力资本”作为界定适度教育更为合理，而教育只是人力资本其中的一方面，单纯以教育来衡量过度教育有可能夸大这一问题的发生程度。(2)遗漏变量的问题。本文使用代理变量法解决个人能力遗漏变量的的内生性问题，是寻找IV失败才不得已选择的办法，拟对工具变量法、代理变量法进行对比分析的想法也未得以完成，希望后来的研究者能够找到合适的工具变量以更好地解决ORU模型中的内生性问题。(3)本文拟对过度教育收益率的动态特征进行考察，然而研究显示出过度教育收益率似乎与年龄组别间没有某种必然的关系。希望随着时间推移，利用追踪数据研究能够给出这一问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