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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国家，企业的税负都是政府关注的重点。一方面政府的财政收入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企业税，企业税负的大小决定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的多少;另一方面企业税负过重会扭曲企业的行为，降低市场效率。在过去的30年中，世界范围内主要的工业化国家都经历了若干次企业税收改革，如美国1984年的税改，德国2000年的商业税改革等。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里，为促进经济增长OECD国家将企业的平均税负从48％下降到了35％。而纵观我国目前的情况，企业税负仍旧非常高。通常情况下中国企业需要缴纳25％的所得税，17％的增值税，以及消费税、营业税等一共19个左右的税种。企业税负过重将扭曲企业的行为，进而影响企业尤其是作为经济增长新引擎的民营企业的发展。同时，厘清间接税的税负转嫁，对政府直接税改革以及政府职能转变都有重大意义。借助政策评估的“标杆”方法倍差法(DID)，本文以东北地区增值税转型带来的“自然实验”为背景，研究了税收在企业与员工间的分担情况。增值税转型政策于2004年7月1日在东北地区开始实施，开始阶段抵扣方式为增量抵扣，最后改为了全额抵扣，并且其抵扣范围中增加了高新技术产品以及军工品。增值税转型政策本质上是一种减税政策，对企业来讲抵扣新购进的固定资产无疑会降低税收。本文利用增值税改革这一外生冲击研究出了资本与劳动间的税负。本文第三部分用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说明了本文主要的研究税率变化对工资的直接影响，并通过比较静态分析了偏效应的符号。第四部分详细介绍了倍差法模型以及其使用的假设条件。第五部分本文论证了DID模型的合理性以及“共同趋势”的假设后，本文在动态面板框架下使用了Arellano和Bond(1991)的差分GMM估计和Blundell和Bond(1998)的系统GMM估计方法。结果显示，平均而言东三省受增值税改革政策影响的企业其员工工资增加了约7.1％，仅辽宁省这一数字更是增加到9％，东北增值税转型带来的减税冲击在企业与员工之间实现收益共享。在企业对称反映的假设下，企业必将税负的一部分转嫁给员工。从具体的税负分担比例来看，企业的税收每减少100元将带动44.5元的工资增长，44.5％的税负被企业转嫁给员工。本文还改变控制组的构成检验了结论的稳健性。除此之外，本文还证明了:1.企业员工的工资增加并不是以牺牲福利为代价的;2.增值税改革并没有显著的降低企业的雇佣人数，相反企业的雇佣人数略微增加了一些;3.增值税改革显著的增加了企业的销售额;4.增值税改革显著地增加了各类税基，不仅仅是增值税，还包括企业所得税和税金及附加。本文的结论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政策含义。一是企业税负已然过高，企业通过向员工转嫁来规避过高的税负。政府减税必将为企业的发展注入活力。第二，间接税通过税收转嫁的方式最终由消费者或员工最终承担，由间接税向直接税的改革对厘清、保证税收来源以及转变政府职能非常必要。第三，减税政策不仅不会降低就业率反而可能会增加就业，因此减税可能是一种刺激就业的政策。第四，政府减税后，不仅能够保证原有的财政收入，还可能由于减税刺激企业生产反而使得总税收增加，因此当中国的税率处于拉弗禁区的时候，中国政府有义务调低税率，使得政府与企业双赢。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首先，本文区分清楚了企业税收对工资的影响渠道。本文沿用了Arulampalam et al(2012)的分析框架，研究企业税收对于工资的直接影响。所谓直接影响指的是在既定的劳动和资本投入下，由于税收增加（下降），导致的企业与员工间的拟租金下降（增加），假如企业与员工间的议价能力没有发生变化，那么员工的工资会相应的下降（增加）。研究直接影响的好处在于，当使用单计量方程估计税率变化对工资的影响时，必须加入一些控制变量（如人均工业增加值）以反应出劳动和资本的生产率，但是加入的这些变量本身也是会受到企业税率变化的影响。具体来说，当企业税收降低时候，企业会增加投资，导致劳动生产率增加以及工资增加，这就使得在单个计量方程中无法分离出工资的间接影响;另一方面，如果不在计量方程中加入那些控制变量，就会造成遗漏变量的问题，使得估计结果的不准确。间接影响指的是当税收增加（下降）时，企业投入中资本品的价格会下降（增加），那么企业会重新调整自己的要素投入以及产品价格，那么员工的工资会间接的受到影响。
再者，本文利用了2004年中国东北地区增值税改革这一准自然实验，解决了税率变化的内生性问题，同时于2004年的增值税税率变异较大，使得本文最后的估计结果相比于以往的文献更加的精确。在过往的文献中，大多数学者为了解决税率变异较小的问题，试图使用跨国数据来进行研究，如Hassett和Mahur(2006),Felix(2007),Desai et al.(2007)，和Arulampalamet al.(2012)。但是使用跨国数据第一个问题就是，由于税率变异存在内生性，学者必须使用工具变量来进行估计，而工具变量本身的合理性很难得到严格的证明。本文使用的准自然实验（也即税率变异）是外生冲击，因此不存在内生性的问题。使用跨国数据的第二个问题是，由于不同国家的政治、文化、经济的结构性差异是较大的，即使各个国家在遇到相同的政策冲击时，共同趋势假设也无法满足。具体来说，中国的工资增长率与美国工资增长率的差异是不能单纯用国家税收政策的差异来解释的，这种国家间的差异造成了分析结论的不可靠性。而本文的研究限定在了一个国家内，而且在后文中严格地证明了共同趋势假设，因此相比于以往的文献本文的估计结果更加准确。
最后，由于准自然实验数据结构更有利于进行结论的稳健性检验。该政策的细则中规定:只有满足“增值税增量条件”的企业才有抵扣权利，这也就是说在政策最开始实施的时候只有这部分企业才是真正受到减税政策影响的，这就意味着本文可以将那些属于试点行业但在最开始并不满足“增值税增量条件”的企业作为另一个控制组，这有利于本文控制行业内的时变趋势。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首先，本文区分清楚了企业税收对工资的影响渠道。本文沿用了Arulampalam et al(2012)的分析框架，研究企业税收对于工资的直接影响。所谓直接影响指的是在既定的劳动和资本投入下，由于税收增加（下降），导致的企业与员工间的拟租金下降（增加），假如企业与员工间的议价能力没有发生变化，那么员工的工资会相应的下降（增加）。研究直接影响的好处在于，当使用单计量方程估计税率变化对工资的影响时，必须加入一些控制变量（如人均工业增加值）以反应出劳动和资本的生产率，但是加入的这些变量本身也是会受到企业税率变化的影响。具体来说，当企业税收降低时候，企业会增加投资，导致劳动生产率增加以及工资增加，这就使得在单个计量方程中无法分离出工资的间接影响;另一方面，如果不在计量方程中加入那些控制变量，就会造成遗漏变量的问题，使得估计结果的不准确。间接影响指的是当税收增加（下降）时，企业投入中资本品的价格会下降（增加），那么企业会重新调整自己的要素投入以及产品价格，那么员工的工资会间接的受到影响。
再者，本文利用了2004年中国东北地区增值税改革这一准自然实验，解决了税率变化的内生性问题，同时于2004年的增值税税率变异较大，使得本文最后的估计结果相比于以往的文献更加的精确。在过往的文献中，大多数学者为了解决税率变异较小的问题，试图使用跨国数据来进行研究，如Hassett和Mahur(2006),Felix(2007),Desai et al.(2007)，和Arulampalamet al.(2012)。但是使用跨国数据第一个问题就是，由于税率变异存在内生性，学者必须使用工具变量来进行估计，而工具变量本身的合理性很难得到严格的证明。本文使用的准自然实验（也即税率变异）是外生冲击，因此不存在内生性的问题。使用跨国数据的第二个问题是，由于不同国家的政治、文化、经济的结构性差异是较大的，即使各个国家在遇到相同的政策冲击时，共同趋势假设也无法满足。具体来说，中国的工资增长率与美国工资增长率的差异是不能单纯用国家税收政策的差异来解释的，这种国家间的差异造成了分析结论的不可靠性。而本文的研究限定在了一个国家内，而且在后文中严格地证明了共同趋势假设，因此相比于以往的文献本文的估计结果更加准确。
最后，由于准自然实验数据结构更有利于进行结论的稳健性检验。该政策的细则中规定:只有满足“增值税增量条件”的企业才有抵扣权利，这也就是说在政策最开始实施的时候只有这部分企业才是真正受到减税政策影响的，这就意味着本文可以将那些属于试点行业但在最开始并不满足“增值税增量条件”的企业作为另一个控制组，这有利于本文控制行业内的时变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