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探讨李长之“传记式批评”的批评风格。采用文本与文化语境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重点关注李长之在对作家个案进行批评时所呈现出来的批评特色，以及这种批评方法的形成、发展变化和产生的原因。论文重点分析了“传记式批评”的内涵，分别从“传记式批评和史传文学”、“传记式批评和近现代传记写作”和“传记式批评与他人的批评”三个方面进行论述，比较李长之的这种批评风格与他人的传记和批评方式有何异同。主要观点认为：李长之批评中继承史传文学写人的优秀传统，塑造人物心灵，刻画人物性格。但其中又杂有大量的论述成分，这和史传中写人以“事”为主的笔法相异。在和近现代的两位传记大家梁启超、朱东润的比较中，本文认为梁启超的阐释性传记，李长之作品中有明显体现，梁启超的传记理论，李长之作品也体现得比较到位；但梁启超的传记，火力在“政术”，李长之的批评，关键在“人格”；二者的相异反映了李长之的批评与史传传统靠的更近。至于和朱东润的比较，认为朱东润是参照西方传记文学的经验和成就来写的，因此，注重史料的谨严之风非常突出。李长之是按照其“情感文化”的路子来写的，因此，注重感情的浪漫之风非常突出。二者目的不同，效果俨然不一。朱东润的传记可能更真实，更全面，李长之的传记式作品可能更有人情味，更有侧重。此外，在关于批评方面，李长之《中国文学史略稿》中体现出来的风格和方法，也和我国文学史上两位大家所写有很多相异之处，从中也反映出“传记式批评”的特色。在完成了对“传记式批评”的概念内涵阐释之后，本文以李长之具体作品为例，分三个阶段说明其批评风格的形成、变化和发展走向，分析各个阶段的作品所呈现的形态特征。概括起来有三方面：(1)人物品评的萌芽：从王国维到鲁迅。这是形成阶段。写人物生平，目的仅仅是作为批评时的论据。(2)浓郁的诗性人格：从李白到司马迁。这是代表阶段。写人物，表现出强烈的诗意和亲和力。(3)平静而黯淡的笔触：从陶渊明到孔子。这是转向阶段。写人物，理性色彩很浓重；亲和感不见了。距离感明显增加。在关于“传记式批评”形成的原因方面，论文认为(1)重扬古代文学精神，(2)“体验”和“同情”的批评理论，(3)建设美育的时代要求，(4)反拨清浅的理智主义，是造成李长之这种批评方式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