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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探讨李长之“传记式批评”的批评风格。采用文本与文化语境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重点关注李长之在对作家个案进行批评时所呈现出来的批评特色,以及这种批评方法的形成、发展变化和产生的原因。论文重点分析了“传记式批评”的内涵,分别从“传记式批评和史传文学”、“传记式批评和近现代传记写作”和“传记式批评与他人的批评”三个方面进行论述,比较李长之的这种批评风格与他人的传记和批评方式有何异同。主要观点认为:李长之批评中继承史传文学写人的优秀传统,塑造人物心灵,刻画人物性格。但其中又杂有大量的论述成分,这和史传中写人以“事”为主的笔法相异。在和近现代的两位传记大家梁启超、朱东润的比较中,本文认为梁启超的阐释性传记,李长之作品中有明显体现,梁启超的传记理论,李长之作品也体现得比较到位;但梁启超的传记,火力在“政术”,李长之的批评,关键在“人格”;二者的相异反映了李长之的批评与史传传统靠的更近。至于和朱东润的比较,认为朱东润是参照西方传记文学的经验和成就来写的,因此,注重史料的谨严之风非常突出。李长之是按照其“情感文化”的路子来写的,因此,注重感情的浪漫之风非常突出。二者目的不同,效果俨然不一。朱东润的传记可能更真实,更全面,李长之的传记式作品可能更有人情味,更有侧重。此外,在关于批评方面,李长之《中国文学史略稿》中体现出来的风格和方法,也和我国文学史上两位大家所写有很多相异之处,从中也反映出“传记式批评”的特色。在完成了对“传记式批评”的概念内涵阐释之后,本文以李长之具体作品为例,分三个阶段说明其批评风格的形成、变化和发展走向,分析各个阶段的作品所呈现的形态特征。概括起来有三方面:(1)人物品评的萌芽:从王国维到鲁迅。这是形成阶段。写人物生平,目的仅仅是作为批评时的论据。(2)浓郁的诗性人格:从李白到司马迁。这是代表阶段。写人物,表现出强烈的诗意和亲和力。(3)平静而黯淡的笔触:从陶渊明到孔子。这是转向阶段。写人物,理性色彩很浓重;亲和感不见了。距离感明显增加。在关于“传记式批评”形成的原因方面,论文认为(1)重扬古代文学精神,(2)“体验”和“同情”的批评理论,(3)建设美育的时代要求,(4)反拨清浅的理智主义,是造成李长之这种批评方式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