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社会的震荡,带来空前的民族危机,也带来了文化与思想的翻覆。在国族重建的关怀下,民国时期女性的身体特征及言行表现亦成为国族建构的重要议题。民国女性,因身体自身所具有的隐喻特征和符号化倾向,从头到脚均被置于男性主导的性别秩序、男女之别（即阴阳、内外）的凝视之下。以1912-1937年女子发式为视角,可以窥见女性身体是国族、家庭、性别三者都意欲规训的对象。这种规训展演的过程是矛盾的:即希冀女子强健美丽的新形象来打破弱国形象,又害怕女子溢出家庭、性别想象之外的主动性。男性精英主导的、国家利益至上的女子身体改造并未把“剪发”列为必须改造、规范之列,于是部分女性自我主张的“剪发”行动遭遇重重阻挠和抵制。近代女性身体改造和形象塑造与国家近代化进程交织在一起的,反映了转型过程中各类利益群体的不同诉求。这些诉求并非全然同向,其间政治、文化与女性身体及其观念相互震荡、交互影响。本文在1912-1937年报刊杂志所呈现的舆论场中,从国族、家庭、性别三者对民国女子发式的规制动向,探析三种力量在近代中国女性身体改造议题上的缠斗与妥协。第一,三者力量在女性身体的改造过程中进行拉扯,呈现出极强的复杂性;第二,男性精英导向力量不仅体现在政治话语中,还利用性别主权的空间,以理想配偶的构想引导女性对自我身体的实践;第三,当把身体作为一种实践工具考察时,会发现女性身体与社会发生关联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增强。相比于普通城市或农村女性,早期受教育的女学生和女性先锋因掌握的民主、科学与女权学说转化为思想核心动力,所以她们身体自决的行动力更强。论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是关于本文选题的背景与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对近代女性的头发与身体议题进行了研究综述,也表明本文存在的创新点与不足。第二章主要论述了近代晚清及民国初期,国家民族的话语力量改写了传统道德身体和礼仪身体,而使得头与足有了新的政治象征。但其中对男性与女性的身体改造呈现完全不同的特点,尤其是头发问题上的“男剪女不剪”。第三章主要分析了家庭与性别两者对民国女子发式上的干预。在传统大家庭转向近代核心小家庭的过程中,新“贤妻良母”的意涵强调了对主妇家政技能和女子为母的形象特质。女子发式当符合贞静温婉的女性形象,不宜剪发,应留长发髻。同时,男性精英也表露出对旧妇女的排斥。女子发式应符合知识进步的“新女性”形象,排斥旧妇女发式。第四章主要从女学生、女性知识分子、普通都市女性对头发和身体的主动实践中,梳理女性主体的自决意识从萌发到扎根的过程。在这过程中男性知识分子对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第五章主要从社会、家庭、性别等方面总结了女子发式新风的特征和原因。从头发的实践延伸到身体的表现和使用,女性表现出更多能动性和主动性,身体自决的趋势明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