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证明妨碍,指的是持主观故意或过失的不负证明责任的一造,在系属发生之前或之中,以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作出的,妨碍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使用本可以利用的证据之行为。2019年版《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新《民事证据规定》)对我国现行法体系下的证据法规范已经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对原有证明妨碍规则体系进行了完善,理顺了证明妨碍规则与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的关系,完善了文书提出命令程序,添加了当事人真实、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证明妨碍,指的是持主观故意或过失的不负证明责任的一造,在系属发生之前或之中,以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作出的,妨碍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使用本可以利用的证据之行为。2019年版《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新《民事证据规定》)对我国现行法体系下的证据法规范已经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对原有证明妨碍规则体系进行了完善,理顺了证明妨碍规则与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的关系,完善了文书提出命令程序,添加了当事人真实、完整陈述案件事实的义务,这都使得我国证据法更加规范、科学。并且,其对“新证据”相关规范的删除,也明确了我国事实认定上客观真实主义的立场。可以预见,对于缺乏证据关门制度的我国,在证据开示制度等重要的证据收集程序尚未确立的时候,处理逾期证据提交导致的诉讼拖延问题上,证明妨碍制度将是主要的解决手段。但客观而言,横向地比较我国和大陆法系其他国家和地区,我国的证明妨碍制度从研究到立法起步稍晚,如今,仅确立了部分规则;而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国家和地区早已向系统化、类型化的方向发展。进一步考察现行法体系内的证明妨碍规则体系,发现也存在缺乏系统性、明确性,存在缺乏关键的程序保障与救济制度的问题。再着眼于证明妨碍规则的具体构成,仍存在证明妨碍规范法律效果设置单一,构成要件过于简单的问题。我国证明妨碍制度依旧存在“空洞化”的问题。而将视角投射至现行司法实践,情况则更不容乐观,首先,要件结构过于简单的立法规范无法对实践形成有效的指引,证明妨碍规则本身错用率高;其次,与制度本身的功能理念不同,司法实践对证明妨碍行为的裁决可以看出,单一的拟制真实的法律效果无法有效的回复武器平等,而同时,以罚金为例的制裁措施的适用频率与证明妨碍规则本身的适用频率是不成比例的,难以通过制裁性措施实现有效的制裁及预防功能。诸多立法及实践上的问题,与我国制度背景以及理论界此前研究视角有限有关。学界对证明妨碍制度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概念定义、构成要件划分以及各国各地区证明妨碍规则的比较法考察,对于制度本身在实践中的动态适用情形缺乏关注,也在拟定建议时缺乏对制度功能与制度间运转逻辑的把握。因此,本文以本土实践中的典型案例为基础,总结出我国证明妨碍制度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的主要问题,分析问题成因。通过比较研究等手段提出,明确证明妨碍制度功能认识,补充法律效果设置,以及构建合理程序保障与救济规则等方法;并强调证明妨碍制度良好的司法实践,离不开司法适用层面的完善,需要为司法适用建立自由裁量指引标准,从而使得制度实施达到理想的效果。
其他文献
由于夫妻团体既具备团体属性,又必须兼顾夫妻双方的意思自治和人格独立,由此导致夫妻团体对外进行合意表示时陷入了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以夫妻共同意思表示认定债务规则证明对象的主观性必然带来合意认定的难题,使得确立夫妻合意探知的证明标准与举证责任更为困难。此外,即使相较于“用途推定”规则和“时间推定”规则来说,以夫妻共同意思表示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规则在平衡债权人和非举债方配偶的利益中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民法典》1054条第2款规定了婚姻无效或撤销时无过错方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弥补了此前无过错方利益保护的制度缺漏。首先,就1054条第2款的性质而言,分为两种解释路径,在侵权损害赔偿中,因婚姻的无效或撤销既有可能造成对无过错方权利的侵害,也存在侵害其利益的可能。在权利侵害型损害赔偿中,无过错方能够轻易寻找到请求权基础;而在以纯粹经济损失为代表的利益侵害型损害赔偿中,因侵权规范对于利益保护的限制,在
依我国《民法典》第461条之规定,恶意占有人对占有物之毁损灭失的赔偿责任为严格责任,即便存在第三人介入侵权行为,亦不免责。在第三人致恶意占有人占有的他人之物毁损灭失情形,第三人行为在侵害权利人之物权的同时,也侵害了恶意占有人的占有。而恶意占有人在须对权利人承担物之毁损灭失的损害赔偿责任的同时,却不能对第三人主张占有损害赔偿。因为占有损害赔偿请求权以占有具备权属内容为前提,而恶意占有人之占有不具有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颁布后,和解并未被纳入有名合同的范畴。然而实践中存在有大量涉及和解合同的案例,其中大多是涉及和解合同撤销的案例。因为学界对和解合同撤销事由的研究仍存在不足,所以法院的判决并未考虑到和解合同的特殊性。和解是以消除争执和不确定性为目的,双方通过互相让步而订立的合同。其构成要件包含两大部分,即存在争执和不确定性的法律关系以及互相让步。对和解合同效力的探寻应结合和解合同的性质进行研
在司法实践中,处理公司内部决议的外部效力问题,存在肯定说与否定说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裁判结果产生分歧的原因在于,未能正确区分民商法立法原则的差异,致使民法的善意被不当商用。同时,也未能正确界定出法定与章定议决事项效力范围的不同,及准确认定出公司真实意思表示的载体。欲厘清公司内部决议产生外部效力的原理,首先应对公司内部决议的性质进行准确界定,公司内部决议因其所具有的特殊性,应被认定为兼具意思表示与法
不法合同意指违反强制性规定及违背公序良俗的合同,本文研究对象为不法无效合同财产返还问题。合同无效返还规则为法律行为无效制度之延续,其目的在于通过返还阻却当事人所欲追求法律效果的实现,彰显法律秩序的否定性评价,从而实现管制目的。但问题在于,未区分无效事由的统一返还模式,表面上看似乎符合法律评价的一致性要求,但不法事由的独特性亦因之被抹杀。其一,因违反强制性规定与背俗对于法律秩序更为强烈的冲击,法律绝
受《美国统一商法典》动产担保交易实质担保观的影响以及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的指示,为优化我国营商环境,《民法典》第416条规定了价金担保超级优先权(以下简称“价金担保权”)这一全新动产担保物权规则,《<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57条进一步作出规定,对适用第416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具体法律问题作出解释。与《美国统一商法典》对价金担保权进行系统、全面规定的做法不同,我国《民法典》仅对价金担保权仅规定
连带债务中一人事项效力问题是《民法典》近期研究的热点,《民法典》突破以往对连带债务只有总括性规定的藩篱,在第520条中进一步规定了四类一人事项产生及于其他保证人的绝对效力,但是新规对共同保证中的一人事项之效力问题并未有所论及。然则,未约定份额共同保证之一人事项在实务中广泛存在,其中个别请求的涉他效力问题,即债权人向部分保证人主张权利之行为效力是否会及于其他共同保证人的问题,涉及到诉讼时效与保证期间
根据《民法典》第537条,债权人基于代位权,可直接受偿次债务人的给付。这一规则,针对金钱债权的代位行使情形而设计。《民法典》第535条对代位客体的扩张,使得诸多权利的代位行使效果,无法由《民法典》第537条调整。在明确我国代位权客体的前提下,梳理《民法典》第537条的例外情形,并构建相应的代位权实现路径,是债权人代位权制度司法适用的首要任务。《民法典》对代位权客体的扩张较为保守,无法有效回应迫切的
民间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是指:委托人与不具有专门金融主体资格的自然人、一般企业等民商事主体建立委托理财关系时所订立的合同。保底条款则是在委托理财关系中,受托人向委托人承诺用于理财投资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受托人在向委托人承诺本金不受损失的同时进一步承诺一定的最低收益率,理论上又被称之为刚兑条款。从近几年的民间委托理财实践来看,保底条款已成为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的必备条款。常见的保底条款主要有两类:保证本金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