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讨的问题是有限公司中强制盈余分配的判断标准。在《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出台之前,通说支持在特定情况下应当进行强制盈余分配,但基础为何并无定论。在《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出台后,学界多认可强制盈余分配的基础系该解释第15条,却鲜见对其他可能之基础进行讨论。于此,本文首先对现行法上其他可能作为强制盈余分配的路径进行探讨。得出无论是《合同法》第45条、股东间协议亦或是公司章程,都不得作为强制盈余分配的基础,我国现行法上能作为强制盈余分配基础的只有《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15条。《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15条的适用难点在于如何认定“滥用股东权利”。第15条的“滥用股东权利”不是传统民法上的“权利滥用”,应当另寻其他规则填充其内涵。比较法视野上,第15条处理的问题恰好属于美国股东压迫制度处理的范围。第15条面临的问题的产生原因与美国一致,适用的范围、行为的主客体也高度相似,因此股东压迫制度有可借鉴性。美国法上关于股东压迫制度主要探讨的问题有二:如何认定压迫行为和提供何种救济。第15条既已规定救济方法,其缺陷在于判断标准模糊,故此需借鉴的是如何认定压迫行为。关于压迫行为的认定本文归纳出三种标准,一为违背股东间信义义务(多数者视角),二为违背股东合理期待(少数者视角),三为拒绝为闭锁性公司创设特别规则。选择判断标准应当是最能符合理性投资者在特定情境下能够达成的磋商,以保证其投资。修正的合理期待标准最能符合这一标准,故此“滥用股东权利”应当采此标准。在具体适用时应当区分,控制股东是否从公司获得间接分配。当控制股东获得间接分配时,则应当进行盈余分配。当控制股东未从公司获得间接分配时,少数股东也可能受到损害,此时司法也应当介入,此情形下需要考量不进行盈余分配是否具有合理商业目的,而合理商业目的应当符合资本成本理论。在确定盈余分配数额时,应当受到《公司法》166条的限制,以该规定为盈余分配的上限,同时还应当区分控制股东是否从公司获取间接分红。如果控制股东从公司获取间接分红,分配的数额应当等于控制股东从公司获得的间接分红除以控制股东的持股比例。如果控制股东为未从公司获取间接分红,法官应当在盈余分配数额的上限与下限之间参考一些规则或借助专业人员的帮助进行判断。盈余分配数额的下限应当参考前一年LPR平均利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