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组织的发展问题,是当前中国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自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以来,农户就成了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这种制度安排充分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使中国亿万农民的“温饱”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然而,这种制度安排同时也带来了一个负面的效应,使“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日益凸现出来,由此而导致了“卖粮难”、增产不增收等问题。如果不能将这些独立生产、分散经营的农户有效地组织起来,那么刚刚走出贫困深渊的中国农民就难以走上致富的道路,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也就只能是一句口号而已。历史正赋予中国农业组织一个艰巨而神圣的使命。中国的农业组织问题,也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问题。近20年来,中国农村出现了一大批农业组织,其发展速度之快,组织形式之多,是世界历史舞台上所罕见的。如何来解释这些组织现象?如何来指导这些组织的发展实践?现实对理论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如果理论能揭示出这些组织发展的内在机理,如果理论能够归结出这些组织的发展规律,那么它对世界的社会科学将是一个巨大的贡献。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研究课题。这些年,我国理论界在农业组织的研究方面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一些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研究文献正在不断涌现。然而,有两个学术现象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一是学者们多数只侧重于某一类农业组织的研究,不少研究者则在极力寻找最佳的农业组织形式。那么,现实中究竟有没有最理想的组织形式?或者说,现实中出现的许多不同形式的农业组织之间,究竟是相互孤立还是互为联系的?二是多数学者都仅从经济学视角来研究农业组织的有关问题。是不是农业组织问题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是不是所有的农业组织都只有一个效率目标呢?理论工作者需要对这些问题作出判断,因为它将决定理论界今后的研究取向。作者认为,任何一种组织的功能都有其局限性,在制度方面每种组织形式必将存在某些缺陷。只有通过不同组织之间的制度和功能的相互交叉、相互补充,才能充分发挥农业组织的综合效应,才能切实有效地解决中国农业生产经营中遇到的有关问题。因此,作者认为,当前农业组织问题的研究核心,应该从单一组织的研究转向不同组织之间的协调互动机制,或者是组织体系的合理构建和组织功能的有效分工等研究上来,而不是最佳组织形式的选择。同时,农业组织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涉及到社会、经济、文化、法律、心理等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所以,我们在研究中也要突破单一的经济学视角的分析方法。当然,不同学科的理论都有自身的假设前提,具有不同的分析逻辑。这就是说,要把各种不同学科的理论进行完全地整合是不可能的。不过,我们可以把不同的理论放到同一个历史事实上进行比较分析,这样就可以对哪种理论更适用于解释哪些组织现象作出判断,并且可以从中找出影响组织产生和演变的关键因素。在此基础上,可以再进一步提出一些适合解释和分析中国农业组织现象的新理论。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作者在论文中主要是采用理论解释和比较研究的分析方法。在论文的第2章《组织理论的历史回顾:三个视角理论的比较分析》中,作者对经济学、社会学和管理学三个视角的组织理论进行了简要地梳理。通过纵向的回顾和横向的比较,目的是为了分析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同时探讨它们之间进行交叉融合的可能性。另外一个目的,就是为了给后面的研究提供一个简明的理论“图谱”。论文的第3章《中国农业组织的产生原因:基于效率机制的四种解释逻辑的比较分析》,作者首先回顾了建国以来我国农业组织的发展历程及其现状,目的是以之作为一个历史经验,对效率机制和制度视角(第4章)的有关组织理论进行经验验证。接着,作者把基于效率机制的四种解释组织产生原因的分析逻辑(规模经济分析逻辑、交易成本分析逻辑、分工经济分析逻辑和信息处理分析逻辑)放在中国农业组织发展的现实平台上进行比较和验证,看看它们各自究竟有多大的解释力。虽然分析发现,没有一个分析逻辑能完美地解释我国农业组织产生的根本原因,但是从中我们可以进一步地了解到哪些是影响农业组织产生的重要因素,并且这些因素又是通过什么机理发生作用的。论文的第4章《中国农业组织演进原因的解释:基于制度环境的四种分析方法的比较分析》,作者进一步引入制度视角的四个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的变迁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以及组织生态学和演化经济学两个演化理论)。通过对前两个理论的比较,以及对中国农业组织历史变迁的解释力的分析得出:中国农民具有更多的“社会人”特征,农业组织的变迁主体是生产关系,而绩效标准是交易成本。同时也发现,由于制度与组织是有区别的,所以用制度理论来解释组织变迁问题必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为此我们需要真正的组织变迁理论。为此,作者提出,要分析组织的变迁规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突破经济学的静态分析方法,构建一个动态的分析模型。而在这个方面,两个演化理论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具有启发性的思路。研究组织演变及其相互关系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要对各种农业组织形式作出科学、合理的分类和定位。在第5章的《中国农业组织的分类与定位研究》中,作者比较了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几种主要分类方法,并分析了目前我国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分类管理办法,以及我国理论界对农业组织的各种分类方法。针对当前理论界普遍将专业合作社和农产品行业协会混为一谈的现象,作者从多个层面比较了两者之间的差别,并着重讨论了农产品行业协会的定位问题(包括角色定位、功能定位和目标定位)。在以上3、4、5三章的研究基础上,第6章《中国农业组织协调互动机制研究:一个新的交易成本分析理论框架》将进入农业组织演变和相互关系的具体研究。在此,作者以交易成本作为研究的分析工具。本章首先对交易成本理论的代表人物威廉姆森的几个主要文献进行了回顾、比较和总结,指出了这一理论的五个假设前提(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小数交易、资产专用性和环境不确定性)及其分析框架存在缺陷和不足,无法解释中国的农业组织现象。基此,作者综合利用前面几章的研究成果,并对组织内外部的重要影响因素作出了深入分析,进而提出了一个动态的新的理论分析框架。为了检验该理论的有效性,作者又根据这个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建立了一个农业组织协调互动的分析模型,并运用该模型来分析中国农业组织的发展现实。经验验证表明,新的理论分析框架,至少在农业组织的分析上,比威廉姆森的分析框架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基础研究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组织的本质和运行,而理论最终还是需要回到现实,以解决特定的现实问题。组织生态学理论指出,在组织发展初期,合法性是组织能否取得快速发展的一个最重要因素。因此,第7章《中国农业组织面临的合法性危机及有关规制政策研究:一个基于社会学合法性视角的分析》,作者从社会学的合法性视角分析了当前我国农业组织所面临的制度环境。分析表明,近20年我国农业组织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迅速的发展,主要是因为具有较强的行政合法性和政府合法性。然而,抑制它们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则在于缺乏社会合法性和法律合法性。基此,作者提出应加快农业组织的规则冲突救济机制建设,以及农业组织监督体系的有效构建。第8章《发达国家农业组织发展模式的比较及其启示》,作者深入分析和比较了美国、德国和日本这三个典型发达国家的农业组织发展模式。该研究不仅为理论研究提供大量的实证经验,同时也为中国农业组织的发展带来了若干有益的启示。最后一章即第9章《总体结论与不足之处》,作者归纳和总结了本研究的主要成果和观点,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同时也指出了本研究的不足之处,以及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