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生态问题愈演愈烈,国际专家学者们关于“绿色经济”战略的讨论和呼声甚嚣尘上。“绿色经济”战略被看作是能够同时解决生态危机、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等多重性社会危机,创造双赢乃至多赢局面的一剂不二良方。与这些国际学者们的主流声音持不同见解,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政治系教授乌尔里希·布兰德（Ulrich Brand）提出了“社会生态转型”理论,批判性揭露了“绿色经济”战略背后不平等的发展逻辑,致力于阐明一种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出发,分析和理解社会生态转型的理论。首先,论文梳理了布兰德社会生态转型理论提出的历史境遇。第一,生态问题全球泛滥。生态危机倒逼人类不得不去思索和破解这个时代性难题;第二,南北冲突加剧。布兰德提出“帝国式生活方式”概念用来描述长期以来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无休止行使霸权,进行劳动力、资源及“污水池”的无情占有等行为是造成全球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第三,生活方式异化。资本主义大规模生产和消费的积累模式正导致全球生态危机加剧,同时这种“帝国式生活方式”价值取向逐渐向部分南方国家乃至全球扩展。其次,论文对布兰德的社会生态转型理论进行详细解读。分别从社会生态转型理理论的前提性假设、批判性分析对象和替代性方案三方面进行阐述。布兰德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以“社会的自然关系”为社会生态转型理论的前提性假设,以“绿色资本主义”为重点“批判性分析”对象,以“团结的生活方式”作为社会生态转型理论的“替代性方案”,旨在超越“帝国式生活方式”和“绿色资本主义”,提供面向所有人的美好生活。最后,论文对布兰德的社会生态转型理论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经分析布兰德的社会生态转型理论可被视为对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的当代传承、观点的当代发展、方法的当代运用。与此同时,由于布兰德受所处社会时代状况的制约以及自身的局限性,其理论的不足之处也尽显其中,如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分析缺乏深度、理想性与现实性的双重错位,以及未详细探讨转型的具体实现路径等。总而言之,布兰德的社会生态转型理论对批判性了解“绿色资本主义”的实质有着重要参考价值,对解决全球生态问题做出了重大贡献,有助于加深对全球多重危机的认识,拓宽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对生态危机的认知,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性和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