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以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主—客”二元认识论在哲学研究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在此影响下,中西翻译学界有学者是以这种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来解读翻译过程,翻译因此被视作单一主体的独白、单一文本的审美封闭甚至单一文化的征服与主宰。翻译研究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发现仅仅强调某单一因素在翻译中的作用的二元认识论用来解释整个翻译过程有失偏颇,因此译学研究开始对参与翻译过程的主体,文本甚至是背后隐藏的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重新进行分析和考量。间性起源于哲学范畴,发端于对“唯我论”主体哲学的反思。间性包含三个维度:主体间性、文本间性和文化间性。通过众多学者的补充,间性逐渐形成为一种涉及众多文本理论的诗学观点。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对话”已成为新的关键词,将间性这一概念引入译学研究可以让我们以更为客观、全面、开阔的视角来审视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这种多方的,双向的文学文化交流和对话。钱钟书先生的代表作《围城》是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长篇小说之一,在哲思、审美以及文化方面都体现了巨大的解读潜力和传播价值。本文以珍妮·凯利(Jeanne Kelly)和茅国权(Nathan K.Mao)合译的《围城》英译本为研究对象,借鉴西方间性哲学的相关研究成果,通过译本中的案例分析,探讨了翻译过程中多元主体如何进行沟通交流,译者如何开展互文审美创造,并在文化张力间进行适度选择和变通这一过程。研究发现:文学翻译过程与“间性”,即主体间性、文本间性和文化间性三个维度密不可分,通过以上三个维度的对话,从而在译本中实现包容、平等和尊重的对话佳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