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四书》在中国学术史和教育思想史中有其独特地位,“知行”是中国古代重要教育范畴之一,也是当前教育理论界重点关注的问题。论文以“知行”为切入点,通过理论溯源,对《四书》中的知行教育思想进行系统梳理,分析基本内容,省察历史流变,希冀从传统教育思想中获得力量。儒家思想的产生内在于整个中华文明发展史中,《四书》中的知行教育思想也绝非孤立产生,中国文化独有的伦理精神,生生不已、气化流行的宇宙观及天人合一的思想构成了其历史文化根源。知行问题是中国哲学的特有问题,当我们以教育视角进行考察时,它关涉到知识的获得与道德的养成,它以“道”为知行内容,“道”是个人的内在价值与社会价值统一的总原则;以理想人格“君子”为最终目的,君子既要通过自身的心性修养与外部学习达到求圣成仁的崇高境界,又要以天下为己任,行道于天下;以“知行合一”为基本价值取向,这既是衡量一个人是否为君子的重要标准,也是儒家实践智慧的必然追求。知行工夫论是指个体不断“体道”,达到内圣外王境界的过程与方法,“知”的路向是“学”,具体包括立志、思、悟、博约结合的为学之方,“行”的落脚点则是“中庸”之行,即无过无不及地实施平常的行为,在日用常行中秉持“中”的原则。情感作为道德认知与道德践履的中介,具有极强的实践性,是行为的巨大推动力。从汉至清,各家各派都有自己的知行教育思想,这种发展便是基于对《四书》的不同理解而产生的。汉代太学的设立标志着以经学教育为内容的教育制度开始确立,在经学教育发展的过程中,为了服务政治,今文经学趋向神秘化,改变了儒学发展方向。在宋明时期,《四书》中知行教育思想的流变主要围绕“格物致知”展开,朱熹的知行教育思想兼具道德与认识意义,他的思想可集中概括为知先行后、知行相须。为了矫正朱熹知行教育思想带来的知而不行的弊端,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思想。在宋代,书院的出现不仅完善了我国的传统教育制度,更是《四书》教育理念的推进与落实。王夫之继承并发展了《四书》中学思结合的传统,是中国古代唯物主义知行学说的集大成者。在《四书》知行教育思想产生的时代,教育教学活动是以私学方式开展,私学背景下的教育是生活化的教育,师生的教育活动并没有脱离他们的社会生活,这就为我们当下标准化的学校教育提供了启示:努力加强学校教育与生活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