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城商行）作为我国银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特殊群体,近年来在我国金融市场中也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城商行由于其历史局限性,在其发展初期多由地方政府控股,这一举措从其发展过程来看,城商行初期的市场开拓阶段确实藉此迅速拓宽其资产规模以及业务种类,不良资产率迅速下降,但在城商行发展中期由于其股权结构单一、经营模式较窄等问题出现了不良贷款率开始趋于不变甚至上升的情况。因此在21世纪初期,我国监管部门为了改善城商行股权,开始逐步引入民营企业入股,参与城商行治理。直到2010年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我国关于推进城商行引入民营股东的政策便开始迎来一个高峰期。民营企业具有的逐利性从理论上来看一方面有利于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管,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银行拓宽业务模式、增加银行收入。因此引入民营股东在理论上来讲有利于降低城商行过高的不良贷款率,改善城商行经营风险状况。但是近年来城商行频频发生的暴雷事件也让我们明白,民营股东出于自身缓解融资约束、降低融资成本等方面的考虑,会利用其在公司监管层面的便利性来影响城商行的贷款决策,通过关联交易的方式来侵占股东权益,提高城商行经营风险。因此不同性质股东对城商行经营风险影响的研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当前学术界对城商行研究多集中于地方政府持股对城商行造成的影响,但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城商行引入民营股东这一举措证实了民营股东已成为对城商行研究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在学术界目前关于民营股东对城商行影响研究较少,且在这一部分并未形成统一结论。基于此本文主要是研究内容是将股权集中度以及股权性质来定义大股东性质,用来研究大股东性质对城商行经营风险的影响。同时在进行数据整理时我们发现,民营股东的社会背景以及地理位置分布较为广泛,可能会对民营股东影响城商行经营风险这一结论造成影响,因此本文在提出主假设的基础下,引入民营股东地理位置以及金融背景作为调节变量,对主假设进行进一步分析,以便于加深不同股权性质股东对城商行经营风险影响的认知,使得中国银行业监管系统中对城商行风险监管的能力更加完善。本文以我国城商行作为主体样本,通过国泰安数据库、万德数据库以及手工整理的方式获得了 1018个我国城商行10年-20年的数据,采用实证研究以及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来验证大股东性质对城商行经营风险的影响。经过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作为大股东对城商行经营风险无显著影响,而民营股东作为城商行大股东将显著增加城商行经营风险。其次,在将与城商行同省的民营股东定义为本地民营时我们发现,本地民营将显著提高城商行的不良贷款率,增加城商行的经营风险,这一结果也验证了地理位置对民营股东影响城商行经营风险的作用。随后,我们引入金融背景这一重要变量,发现民营股东是否具有金融背景是影响城商行经营风险的重要因素,具备金融背景的民营股东更能增加城商行经营风险。同时本文为确保结果的合理性与准确性,引入资本充足率作为不良贷款率的替换变量来衡量城商行经营风险,上述结果仍成立,也从侧面反映出本文结果的合理性。本文研究在理论上丰富了关于城商行研究角度的创新,丰富了对民营股东研究时的视角创新,有助于后续文献在类似角度的研究。从实际上来看,国内对现有股权结构和银行风险这一问题研究大多是针对于上市银行,并且较少对城商行与其他类型银行进行区分,本文从大股东性质出发,用地方政府以及民营股东的整体数据来衡量大股东性质对城商行经营风险研究,有助于我国监管系统在对城商行经营风险监测上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