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早期,尤其是1963年前后,上海开启了前所未有的现代戏发展热潮,这一热潮波及全国,最终走向了几乎独占文坛十年之久的“革命样板戏”。也正是这一时期,以中宣部、文化部为代表的中央文化部门与地方政府在戏剧政策上出现了重大分歧。本文通过对这一时期批评文章、政策通告、讲话等重要文本的解读,梳理文化部与上海关于现代戏的文艺批评、政策及实践,展现其具体的分歧所在,并探讨分歧的原因及背景,对“现代”的不断狭义化尝试提出新的解释,审视当代文学政策的“摇摆性”特质。绪论概括了 1960年代初现代戏兴起的过程、上海与文化部的在戏剧领域的矛盾以及此后文艺话语权的转移更替。现代戏经由地方的大力提倡,受到毛泽东的认可并最终影响文化部的决策,地方的实践几乎引领了中央的文艺政策,甚至促成了文艺领导权的转变。现代戏被确立为中国当代文艺发展的主体路径,这也构成了这一时期当代文艺发展的特殊性,显露出“国家文学”的诸多症候。民族化与苏联戏剧理念的持续影响也是现代戏兴起中值得关注的因素。第一章通过对重要讲话、批评文章等文本的细读分析、不同现代戏实践的对比,探讨文化部与上海对于“现代题材”和“现代戏”的不同界定及其原因。上海将“现代题材”限定为描写建国后社会生活,这一界定其后逐渐获得舆论的广泛认可,并成为了引领性的方向。文化部与上海关于“现代题材”的论争产生了重要影响。周扬等人对题材多样性的坚持,似乎有违政治风向,但也有其维护典范作品权威和文学政府公信力的考虑。上海对现代题材趋向于狭义的界定并未在当时及以后的创作中得到完全认可,“革命样板戏”中最受欢迎的剧目仍属革命历史题材,体现了激进派理论与创作的矛盾。另外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文化大革命”中激进派关于题材问题的“回退”,革命历史再次受到重视,甚至事实上成为主导性的“现代题材”,这也显示了文艺与政治的某种限度。第二章聚焦“推陈出新”方针的再阐释,呈现文化部与上海对于现代戏、传统戏、新编历史剧三种类别的态度演变,即独尊现代戏抑或“三者并举”。论文分析文化部与上海相关报告、批评文章等材料对同类话题的不同论述,梳理文化部戏剧政策的流变与脉络。1963年底之前,文化部基本延续了此前“三并举”政策,适度增加对现代戏的关注,坚持整理改编传统戏;上海则在提出“写十三年”后迅速转向,以文章、座谈会、征文征稿等多种形式宣传现代戏、现代题材,这种差异在北京、上海两地同题专栏中也有所显现。文化部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后,也开始独尊现代戏,推荐上海的现代题材剧目,与上海的理论倡导趋同,虽然与上海仍存芥蒂。第三章从戏剧发展的历史脉络,分析文化部与上海在戏剧理论批评及戏剧政策上产生分歧的原因,并将戏曲现代化历程与西方现代性的生成对比,阐释“现代题材”不断“纯粹化”的原因。文化部与上海的分歧源于两种文化发展路径,一种是文化部的专业化、体系化方向,另一种是群众化、业余化方向。两方冲突也是早已有之,并非无源之水。从长时段的历史来看现代戏的论争,革命现代戏最终确立,显示了其他艺术门类早已接受的欧化艺术观念的进一步渗透。回溯晚清至1960年代的“现代戏”流变,《新青年》同人批判旧戏所依托的文学进化观念与功利主义文学观此后并未得到有效清理,在严峻的国际国内环境激发下,传统戏曲的“脱胎换骨”成了难以避免的命运。更引人注目的是传统戏、现代戏、新编历史剧三者间“矛盾的并举”,其间隐含了一种混乱的现代观念。现代戏为何持续不断地追逐题材的“纯粹化”?除了政治意识形态的规约,对于当下的狂热冲动也源于一种早期现代的时间哲学,这种时间哲学缺乏有效的制衡,因而陷入了极端化的困境。1960年代初的戏剧问题是文艺理论与政策的关节点,几乎决定了此后十几年的文艺话语和权力格局,周扬等人的探索、“回退”还关联着1980年代初的文艺走向,对于新时期文学影响深远。另外,“十七年”时期的文艺理论和实践,无论个人还是文艺主管部门,都表现出鲜明的“摇摆性”。这是从论文探讨的现象中延伸出的一个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