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长三角地区各市政府数字经济政策体系的支持下,长三角数字经济发展的覆盖面和重要性逐渐成为全国范围内数字经济发展的新高地,已形成以电子器件、信息通信、集成电路、新型显示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体系,5G、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新兴数字产业领域的发展走在全国前列,也不断产生各种新业态、新模式,推动着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然而,长三角地区虽经济发展迅速,但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显现,我们想要探究的正是,在数字经济的发展在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同时是否能兼顾环境,实现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升级。首先,本文从理论上分析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升级的影响路径;其次基于长三角41市的面板数据,对各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升级水平和生态环境特征进行统计分析,先利用熵权法测算出各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再利用SBM-ML指数构建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升级指数;最后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和门槛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升级的线性影响和以政府干预为门槛变量的非线性影响。主要结论包括:（1）整体来看,三省一市中,上海的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远远高于长三角整体的数字经济水平,江苏省次之,浙江省再次,仅安徽省的数字经济发展情况低于长三角整体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但长三角各市的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历年变化呈逐年转好的趋势;分城市来看,2012-2019年,上海市、苏州市、杭州市、南京市、无锡市、宁波市和合肥市的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均值领先于其他城市,但“龙头”上海市的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远比其次的苏州市高;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较小的城市都集中在浙江省和安徽省。（2）从空间上看,江浙沪大多数沿海城市的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升级水平大于内陆城市,分省份来看,江苏省南部的产业结构绿色转系升级水平要高于北部,浙江省东北部地区的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升级水平要高于浙江西南部地区;安徽省北部地区的产业结构绿色转型水平均高于南部地区;分城市来看,宁波市的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升级的平均水平最高,排名前十的还有淮安市、嘉兴市、南通市、南京市、徐州市、亳州市、杭州市和上海市,2012-2019年,除无锡市和舟山市外,其他城市的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升级水平均有所提升,但各市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升级水平仍不均衡且水平普遍不高的情况仍然存在,仍需在保护生态的同时达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3）实证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能直接促进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升级水平,各控制变量中,环境治理强度、城镇化水平和社会消费因素能有效促进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升级,而政府干预水平对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升级水平具有显著抑制作用;继而以政府干预为门槛变量探究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升级会呈现出门槛效果,当政府干预水平小于门槛值时,数字经济能促进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升级,但当政府干预水平大于门槛值时,则有反作用效果,同时,其余控制变量的系数显示与前述一致。综上,提出响应的政策建议,建设和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提升关键网络能力;推进数字技术在生态空间的应用,保护生态环境;合理进行政府干预;因地制宜促进两业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