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项试图对国际关系研究“传统方法”中重视“历史分析”的研究态度和重视“实证研究”的“科学方法”之间进行整合的研究。本研究的目标和核心内容是通过分析历史已有的行为选择的“路径依赖性”对当前国家对外选择的影响而建立一个包含历史和演化纬度的,“动态”的理论体系,以在保持科学的体系理论的“独立连贯性”和“严密性”的同时通过对历史的影响进行实证性的论证而在“理性选择”的平台上有机结合传统方法对历史重要性的关切。本研究采用的具体方法是采用文献研究和跨学科比较研究等方法,吸收“后科学行为主义革命”时期发生在经济学和政治学等领域的,以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为核心的“关注历史维度”的理论创新,对具有深刻“经济学背景”和作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的“科学化”国际关系体系理论进行批判和整合。　　 面对强调思辨和历史分析的“传统主义”和强调实证和严密理论体系的“科学方法”的争论,本研究由于后者具有高度的客观性,严密性和可证性而更加倾向于接受“科学方法”的研究路径。在本研究看来,科学方法是把握不依赖人的主观意志而客观存在的“一般性”规律的最为可靠和有效的办法。科学方法由于方法上的客观性和“价值中立性”而更加容易避免受到研究者个人因素的影响,更加容易传播和掌握,能够更好地与其他学科的理论创新实现交流。本研究甚至认为,在一些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客观存在的情况下,传统方法所运用的“历史类比方法”能够成立,同样是由于该方法的使用者在潜意识中使用建立抽象理论模型的“科学方法”。尽管当前依靠思辨的传统方法在解决实际问题的一些方面仍然保持优势,本研究认为应该对不断演化发展的科学方法抱有乐观的预期。　　 虽然本研究较为偏爱科学方法,应该看到的是,历史对国际政治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使得不具备历史的眼光和发展维度的“静态共时性思维”无疑是当前“科学方法”较为明显的一个缺陷。尽管“传统方法”强调“历史的重要作用”,需要看到,传统的方法对“历史重要性”的理解流于思辨,没有用一种“一贯而严密”的,“实证性”理论体系“客观”地论证其对历史的关切。在这种情况下,较为理想的状态是建立一种“实证性”的,具有严密逻辑演绎过程的能够包含历史思维的“动态性”理论。这个理论不但能够证明历史对于国际政治研究的重要性,而且能够将这种重要性纳入实证性的理论体系作为一个重要的变量进行分析和研究。建立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感”的“实证性”理论模型正是本研究追求的目标。　　 作为“科学”方法所建构理论的代表,以“新现实主义”为代表的体系理论被崇尚“科学实证”的美国国际政治学界广泛接受而成为主流。不应忽视的是,这些体系理论在分析国家行为选择和行为结果方面并没有历史维度而仅仅属于无视演化和历史因素的静态理论。尽管新现实主义等体系理论宣称通过进行“跨学科类比”而建立一种类似与“科学”的经济学一样“简约”,“抽象”类似于力学一样的“科学化”理论体系,对于这些体系理论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使得笔者发现这些理论在内在逻辑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迄今为止还没有得到学界的足够的重视。在本文看来出现这些问题的因为是以新现实主义理论为代表的“科学化”体系理论无法处理好“建立抽象理论”和“对国际政治现实”进行解释之间的矛盾。为了兼顾“对现实进行有效解释”,这些体系理论,尤其是作为“源理论”的新现实主义理论不得不在原有的立场上不断后退,并采用一些表面上使得这些理论能够成立的“掩饰机制”,实际上造成了这些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很难“自圆其说”的错误逻辑。这些逻辑的存在使得“科学化”理论的尝试实际上遭到了失败,即,作为“源理论”的新现实主义在笔者看来成为在严格意义上没有意义,包容一切的理论而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通过对经济学发展历史进行回顾,本文发现,造成新现实主义理论存在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因为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逻辑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下经济学不断追求科学化,过分强调理论严密性最终使得主流新古典经济学成为过分强调演绎而脱离实际的“黑板经济学”而不断遭到诟病。这种“过分强调形式”的“逻辑实证主义”研究风格影响到了新现实主义及其追随者,他们对当时具有巨大学术影响力的“科学化新古典经济学”的“盲目崇拜”和“不成功的类比”造成了当前的主流体系理论存在本研究所提到的种种问题。然而,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新现实主义经典著作《国际政治理论》问世以后,长期被视为圭臬的新古典经济学遭遇了理论危机,其后,演化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批判和继承的经济学流派不断发展并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可,有逐步上升为经济学主流的趋势。由于这些新的经济学流派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脉相承性”,本研究希望借鉴这些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批判和继承的新的经济学流派的批判与发展逻辑,对既有的体系理论进行批判和改造。具体而言,本研究希望借鉴尚未被国际关系研究界广泛关注的具有强烈“演化经济学”色彩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将其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和发展的逻辑与主流国际关系体系理论相结合,并借鉴路径依赖理论逐步容纳认知,文化习俗等社会学因素,逐步转向经济社会学的思路,在“演化”的层面上对当前“静态”条件下相互论争的不同国际关系理论流派进行“动态”意义上的整合,通过分析路径依赖规律影响国家对外选择的因为和结果等各种问题而建立综合性的,“历时性”的理论模型。　　 本研究所提出的理论模型的主要内容包括,将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假定在更加严谨的意义上通过“放宽”设为统一的“有限理性”假定,并在强调广义制度的多重功能的基础上同时对这个核心假定进行“共时性”和“历时性”维度的演绎。同时,将主流建构主义的核心概念“共同观念”,“规范”视为“广义上的”一种基于“理性选择”的制度类型而将建构主义的逻辑纳入“理性选择”的框架,以更好地分析和解释建构主义未能明确解释的观念文化变迁的因为和动力。本研究所提出的理论模型的主要内容是；国家行为体被假定为主观上希望“最大化”的行为个体,客观上由于不具备完全的计算能力和所有决策需要的信息而不能事事计算,只能选择依靠已经被证明具有一定绩效的行为模式。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获得成功行为模式一旦被采纳就因为“有限理性”造成的“不确定性”而获得“制度”的特征并具有一定的“自我强化性”,即,由于这些习惯在实践中的“正反馈”,作为“有限理性”行为体的国家不可能知道对这些“行为模式”进行变迁的最佳时间点,所以理论上国家的行为不可能达到“完备理性”的程度,低效率的行为模式仍然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延续。因此,体系内各种制度的“低效率”是历史的常态,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的“工具理性”意义上的“一般均衡”只具有“理论上的意义”,向“一般均衡”即新现实主义者所提出的“均势”和新自由主义者提出的“帕累托最优”的合作状态的演化过程将成为历史的常态。总之,历史对变迁的影响这一本研究的主题可以被视为在一个时间“截点上”,“来自传统选择轨迹的强大无形制约力量”阻碍“工具意义上的均衡”及时生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建立理论模型之后,为了获得对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影响国家对外行为选择的规律和作用机制具有更加完整和全面的认知,本研究转向在单元层面分析已有行为模式“自我强化”并对国家行为选择造成制约的具体因为进行分析。通过打开黑箱,在单元层次进行深入分析,本研究发现,在“信息不完备”情况下,既有的行为模式一旦被接受,就会通过“学习效应”和“协调效应”在单元层次的主观和客观等各个层面形成较为稳固的一种“锁定性均衡”而使得改变这种行为模式可能会影响已经形成的均衡而需要花费较多的成本。这种变迁时的“锁定状态”对希望改变既有行为模式的决策者造成巨大的压力,使得较为理性的变迁方法是对这些行为模式进行渐进的变迁。笔者不认为存在突发的变迁就能够对本研究的意义带来不利影响,因为在本研究看来突发变迁的原。因恰恰是因为决策者在一段时间内没有进行理性的渐进变迁以至于相关的负面结构积累到一定时候所展示的“惩罚性效应”。　　 本文在建立抽象理论模型,并在单元层次对这种理论模型进行论证之后,本研究选择了客观存在的路径依赖规律对国家对外行为选择直接和间接造成影响的美国对外决策的案例,说明历史已有选择对决策者当前的选择的制约的客观性。在进行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试图归纳了一些能够对国家对外决策有益的一些理论启示。　　 总之,本研究认为,如传统研究方法论者所强调,历史对研究国家的行为固然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然而,这种作用无疑是一种可以在“科学实在论”的基础上用实证性的理论进行表达的客观的,不以研究者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换而言之,历史的影响可以被视为一种不应该被忽视的来自传统轨迹的强大无形制约力量。为了对这种“无形力量”进行更加精确的“实证性”认知,本研究采取的具体做法是使用“科学主义”早先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搭建的基于“理性选择”模型的跨学科交流的平台,通过借鉴科学理论在其他学科获得的新的发展对已有一个时间点上的“科学化”体系理论进行批判和发展。具体而言,本研究希望借鉴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的逻辑将已有的科学化国际政治体系理论改造成为“动态的”具有演化和历史变迁内容的“动态”理论模型,以合理纳入对历史的重要性的关切并对历史的重要性进行更加清晰地进行表述和论证。整个论证过程的核心内容是关注既有的选择的路径依赖对一个时间点上国家对外行为选择的影响。在本研究看来,一定历史时期的选择可能在不确定情况下不断自我强化并对其后发生的行为选择形成来自传统轨迹的强大无形制约力量,在这种制约力量的影响下国家的对外选择行为实际上是继承历史和“工具理性”选择的一个中和。因此,只有在同时可以使用“历史惯性”和“工具理性”的综合分析方法的情况下,研究者才能获得对国家对外行为选择的更加精确的解释和预测。本研究相信,在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客观上影响国家对外选择的情况下,当前“传统方法"所强调的“历史重要性”可以与经过修正的“科学体系理论”有机结合在一起,本研究所提出的“动态”理性体系由于保留既有理论的科学性的同时更加贴近现实而具有较“静态”理论更强的理论解释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