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计划经济时代，国有银行作为主体垄断了融资市场，企业的发展所需的融资主要靠行政计划和指令，由银行根据行政指令统一划拨贷款，因而民间集资没有生存的空间。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后，银行为了自身信贷的安全，对贷款的审批和发放更加严格，受国家宏观调控的影响，贷款总额也趋于减少。在此情况下，民间直接融资市场日益活跃，民间借贷规模不断扩大，同时由于金融立法的缺位，集资诈骗等非法集资类案件猛增，冲击了我国正常的金融秩序并极大地危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财产所有权。我国司法机关和其他相关部门不断出台司法解释及有关的法规、规章，力求遏制集资诈骗案件的高发势头。由于法律规定的局限性和现实情况的多样性等原因，如何准确认定集资诈骗罪成为了一个现实难题。本文将以吴英案为视角，围绕集资诈骗罪若干问题司法认定的主题，在综合分析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集资诈骗罪司法认定中存在的几个疑难问题展开论述，希望对准确认定集资诈骗罪的研究提供些许借鉴。首先，本文详细论述可以构成本罪的自然人主体和单位主体，讨论了金融机构和一人公司是否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本文认为根据法律精神金融机构不能成为该罪主体，在集资诈骗案件中，应当在区别一人公司的不同情况后分别以个人犯罪或单位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然后本文对自然人犯罪和单位犯罪的界限进行了探讨，总结了确定某一集资诈骗罪是否为单位犯罪应综合考虑的因素：是否为了单位的利益，是否由单位的决策机构决定，是否是以单位的名义，行为人以单位的名义实施是认定单位犯罪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并非所有以单位名义实施的犯罪都是单位犯罪；行为是否在单位成员的职务活动范围内，或者与单位的业务活动相关。第二，本文对集资诈骗罪在客观方面具备的三个条件，即非法集资、使用诈骗方法和数额较大，分别进行了阐述和分析。笔者认为：“非法集资”应该是指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许诺以一定回报，公开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的行为，应该具有违法性、承诺较高回报率和面向社会公众的特点；司法解释中对“诈骗方法”的规定不利于严格有效地打击该犯罪，可以考虑取消集资活动的欺诈性这一必要条件；集资诈骗罪诈骗数额应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计算，案发前归还受害人的本息应该扣除。第三，本文探讨了集资诈骗罪能否由间接故意构成以及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笔者认为，集资诈骗罪不能由间接故意构成；应综合考虑集资的动机、集资款的用途、投资回报率的高低和集资款本息到期后集资人的表现等因素在个案中具体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最后，本文根据理论界对共同犯罪的一般理论，概括出构成集资诈骗共同犯罪应具备的条件，并划分了集资诈骗共同犯罪人的种类，讨论了各类犯罪人的责任认定问题。本文将运用比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方法，通过对不同观点和具体案例的研究来分析集资诈骗罪司法认定中存在的疑难问题，探索在具体个案中采取的认定标准，尝试为本罪的准确定罪量刑提供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