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控制权变动一直是证券市场监管的重点,而传统表决权委托将功能限定在便利股东行使表决权上,且以中小股东为主要的委托人,故鲜少将其与控制权变动相关联。但从实践来看,在上市公司披露的表决权委托协议中,控制股东通过长期、不可撤销地将表决权委托给他人,已然实现了表决权与股权的分离,这与伯利、米恩斯“控制权和所有权”分离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甚至可以进一步实现公司控制权的变相转让。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表决权委托制度,分析其在我国上市公司面临的监管背景下实际发挥的作用及由此带来的问题。本文将从四章对此进行问题分析,并提出相关完善建议。第一章介绍上市公司表决权委托的制度构成与制度价值。根据表决权委托的特质,可以将其划分为传统表决权委托和新型表决权委托。前者一般短期可撤销、充分尊重委托人意志,委托人通常是中小股东;后者则一般长期不可撤销、受托人完全自由决策,委托人通常是大股东。新型表决权委托关涉到上市公司诸多股东的利益,已不能简单用委托代理关系加以调整,应当穿透其本质进行监管。大股东进行表决权委托的原因不尽相同,通过对相关实例进行归纳分析,大概可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第一,交给信托机构或其他专业人士运作,提高决策专业性;第二,股份有转让限制,通过表决权委托实现控制权变更;第三,股份转让的过渡期内,保障受让人权益;第四,作为贷款的增信措施,变相担保;第五,维持控制权不变,避免重组上市审核;第六,集中关联公司的控制权。其中,第二类即利用表决权委托实现控制权变更占据了很大比例,其本质是规避限售监管,需要对此行为加以规制。第二章结合具体案例,从事实层面对表决权委托中存在的问题加以分析。从实例来看,我国上市公司表决权委托大致存在四个主要问题:第一,收益权和表决权分离,导致道德风险激增,代理成本增加;第二,违反无偿委托的规定,变相进行利益交换;第三,规避法律监管,回避股份限售与重组上市的规定;第四,委托人违反“不可撤销”条款,导致控制权不稳定,公司治理屡屡陷入僵局。第三章则是从法律角度进行成因分析,明确最新监管文件中尚存在的不足,从而针对性的裨补阙漏,提出完善思路。目前,对于表决权委托的规制多以证监会和证交所的个案审查为主,缺乏针对性监管的法律依据。沪深证交所发布的规则草案中选择性地回应了部分问题,如强调了应对表决权委托的权限、期限、解除条件等协议主要条款进行如实披露,但仍存在规定不全面、标准不统一、强制力缺失等不足。对此,应当依循以下思路进行制度完善:首先要弥补规则本身的疏漏,力求实现权利和义务的匹配,由于传统与新型表决权委托在复杂程度与影响大小上皆不相同,因此,应课以不同的监管标准分类规制;其次要解决不统一、不权威的问题,由合适位阶的法律规范进行统一规定,消除沪深证交所的规则差异,回应争议问题,保障制度落实。最后一章进行具体的制度构建,对二三章的问题加以回应。核心要点在于控制收益权与表决权的长期分离,即以价值平衡为基础,一方面设定两权分离的最长时限,另一方面设定期限内的行权限制。要兼用义务性规定与责任性规定,确保受托人按照委托人的意愿行使表决权,从源头上禁止变相的表决权转让。另外,应针对表决权委托中的违规因素设定禁止事项,例如禁止有偿委托、禁止限售股份委托、禁止约定“不可撤销”条款,从而削弱委托人和受托人违法操作的动机。最后,要健全信息披露制度,以投资者需求为导向,以信息的必要性、有效性为前提,对表决权委托协议的主要条款、风险因素、信息变动等进行如实披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