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观点认为,基督徒和穆斯林是互相敌视的异教群体,而且国内外学者关于英国史的研究关注更多的是英帝国时期,对16—17世纪的英国史研究相对较少,而关于近代早期英国旅行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前往欧洲大陆的“大旅行”,很少涉及奥斯曼帝国。因此,充分挖掘游记、日记等原始资料,并运用全球史方法研究这一时期英国旅行者的奥斯曼帝国观及其影响,以小见大,具有比较重要的学术意义。16—17世纪英国旅行者的奥斯曼帝国观具有新旧过渡的特点,旅行者对奥斯曼帝国的记载充满矛盾性,既充满赞赏,也包含诋毁。威廉·比杜尔夫、托马斯·达拉姆等旅行者的奥斯曼帝国观是批判性的。作为一位新教牧师,比杜尔夫转述了1453年穆罕穆德二世对君士坦丁堡的洗劫,指责穆斯林淫乱、残忍,记述了奥斯曼帝国的暴政和刑罚的残酷,认为奥斯曼人卑鄙、野蛮、落后,伊斯兰教邪恶,表达了对阿拉伯人的蔑视和对犹太人的厌恶。风琴师托马斯·达拉姆奉命出使奥斯曼帝国,记载了奥斯曼帝国的饮食、妇女,尤其是奥斯曼帝国苏丹和宫廷生活,既充满好奇,又饱含恐惧,虽然还受传统观念影响,但已不是纯粹的批判。费恩斯·莫里森、威廉·利思高、约翰·桑德森等旅行者也持类似观点。亨利·布朗特、彼得·芒迪等旅行者十分赞赏奥斯曼帝国。作为一名受过高等教育的律师,布朗特理性地观察奥斯曼帝国,认为奥斯曼帝国不存在政教之争,伊斯兰教可为政权稳定服务,应被看作政治机构;记载了奥斯曼帝国司法制度的严格高效,奥斯曼人的爱憎分明,他们的礼仪、性道德、洗浴、服饰、宏伟建筑,尤其关注埃及社会和文化;他称赞奥斯曼军队对商队的保护以及海军的文明;布朗特也指出了奥斯曼帝国存在的问题,如奥斯曼人拒绝学习,包括伊斯兰教在内的宗教都限制理性,埃及文明的衰败以及奥斯曼帝国对埃及人的压迫,还关注改宗伊斯兰教的基督徒以及奥斯曼将军的娈童。彼得·芒迪是定居伊斯坦布尔的英国商人,他记述了伊斯坦布尔繁荣的商业、教堂等建筑,奥斯曼帝国的王位之争、大使交接仪式,对犯人的刑罚,英国人的伊斯兰化;贝尔格莱德的客店、浴场、商业、妇女服装、防御工事,没有进行任何主观评价,但在他眼里,奥斯曼帝国富强而宽容。四位旅行者共同关心的问题包括伊斯兰教、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司法制度和社会生活,如饮食、妇女、婚姻与性道德。16—17世纪英国旅行者的奥斯曼帝国观与这一时期英国与奥斯曼帝国的互动是互为因果的。首先,与中世纪相比,16—17世纪英国的奥斯曼帝国观有了很大进步,英国人对奥斯曼帝国的观察更加理性,趋于客观。这一变化首先是跨文化互动的结果。由于进行宗教改革,16世纪的英国受到西欧天主教国家的孤立和抵制,加之对外贸易的需要,较早与奥斯曼帝国建立联系,为英国人到奥斯曼帝国旅行创造了条件。旅行者对奥斯曼帝国的记载来自实地考察和独立思考,因而更为真实、客观。至于每位旅行者对奥斯曼帝国记述的客观性程度不同,则与其身份、旅行目的、个人能力有关,如布朗特博学而理性,其游记的记述不偏不倚,因而备受推崇。同时,16—17世纪英国旅行者的奥斯曼帝国观产生了重要影响,推动了跨文化互动的深入进行。旅行者描绘的奥斯曼人形象影响了英国社会对奥斯曼帝国的态度,英国人眼中的奥斯曼帝国既令人恐惧,又充满魅力;这些游记也促进了英国的民族身份认同,开阔了英国人的视野,启发英国人将奥斯曼帝国当做模仿和赶超的对象,推动了英国世界帝国思想的形成,为英国发展为一个真正的世界性大国奠定了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