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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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而信用环境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因素,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故本文通过设置博弈模型厘清了信用环境影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机理后,接着运用GPCA模型对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54座城市2000-2019年的信用环境水平进行了评价,发现样本期间内信用环境水平显著提升,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特征。最后运用SFA模型“一步法”对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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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而信用环境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因素,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故本文通过设置博弈模型厘清了信用环境影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机理后,接着运用GPCA模型对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54座城市2000-2019年的信用环境水平进行了评价,发现样本期间内信用环境水平显著提升,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特征。最后运用SFA模型“一步法”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进行了测算及影响因素分析,并对信用环境影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传导机制和异质性展开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变化过程大致呈现出倒“U”型的走势,于2008年达到最高点,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后期金融资源大量流入到房地产是出现该走势的主要原因。（2）信用环境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过程中发挥显著正向影响,并且影响程度要超过其他影响因素,比如城市化和科技化水平。（3）良好的信用环境可以疏通金融资源进入实体经济的管道,增加直接融资的比重,促使金融资源向集约型产业流动,即信用环境通过扩大金融规模、改善金融结构,优化金融配置来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4）信用环境对于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存在边际效应递减,且社会信用环境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过程中发挥的正向作用大于经济信用环境,同时影响三大城市群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因素存在异质性。基于以上研究发现,为优化信用环境和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出了加快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将社会信用环境优化作为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重要抓手,持续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以及建立健全城市信用环境评价机制四条主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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