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基于发展诉求与气候治理之间的关系，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基本政治格局进行了分类界定，论文核心部分是对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立场变化研究，以及中国政策立场变化中发展因素的分析。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自1990年启动以来，世界各国围绕此问题而展开的博弈愈演愈烈。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气候问题谈判上的立场，既涉及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走向，同时也影响国际减排和新谈判协议的达成。本论文对中国政府为主体的行为体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政策与立场进行了历史比较分析，并依据中国参与联合国气候谈判所呈现的特征将其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轻度参与阶段，中国初步参与气候变化，立场谨慎保守，停留在气候问题的技术突破上；第二阶段，内向参与阶段是中国国内制度建设阶段；第三阶段，主动参与阶段是中国在气候问题上话语权的增加，并开始构建国内民众参与的平台，不再单独依靠联合国主体框架，趋向灵活化；第四阶段，中国在深度及广度方面有了更新的突破，出现了参与联合国气候谈判的非政府组织。综合纵向和横向，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表现出越来越积极的态势。本文基于所假定的发展阶段性和成本-利益两个变量，对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立场变化的发展因素进行了解读。在国际层面，昔日在气候问题上态度分歧的欧美开始合流，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相反，发展中国家的内部分化却愈益明显。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其发展中国国家的身份呈现模糊化趋势，气候问题的责任性却更加强烈。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兴起，本文认为中国的国家发展诉求与全球气候治理存在结构性的矛盾。如何调试矛盾，建立内部应对气候变化的机制，并在气候机制的“断层”阶段抓住机遇成为机制创建者是中国当前应对气候问题面临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