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活动中,梁启超的人权思想就已初见端倪,伴随着“新民”学说的形成,其人权思想逐渐成熟。“新民”学说作为梁启超关于人格和社会理想的集中表达,其中蕴含了丰富的人权思想,独立、自由、平等、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等皆是论述的重要内容。梁启超以培育“新民”为目标的人权思想在当时就极具进步意义,构成了中国近代人权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在中国特色人权发展道路上,作为产生于中国近代并经过百余年历史检验的优秀资源,梁启超人权思想的价值更加突显并延续着它的生命力。论文从以下几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是梁启超人权思想的产生背景。于时中国内忧外患,国家形势异常严峻,加速了封建制度的解体和新思想的萌发。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广泛接触到西方近代人权思想,这不失为其思想产生的直接良机。清末,起初用以表达“权利”思想的是民权论,随着“人权”一词传入中国并频繁使用,人权概念在我国落地生根,我国的人权观念取得了很大进步。在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梁启超的“新民”学说应运而生,他的人权思想也逐渐形成,并以培育新民为目标集中表达了出来。第二部分是梁启超人权思想的理论基础。中国传统思想方面。在传统的“理欲”问题上,梁启超重视“人欲”,弱化“天理”,实现了从“天理”到“人欲”的思想转变;对于传统的“义”“利”价值,梁启超认为二者有着密切联系,主张对“利”的追求与“义”的价值相符,“义”和“利”都表达了一种正当;此外,梁启超还十分重视“智”的作用,认为智是人之为人和发展的重要条件。西方近代人权思想方面。梁启超对天赋人权观、社会契约论思想、康德的道德哲学与人权思想、边沁的“趋利”思想以及密尔的自由观等内容进行了选择性和针对性的借鉴。第三部分是梁启超人权思想的主要内容。梁启超认同源于西方自然法中的自由观点,表达了对自由的基本看法,指出人的思想自由和人身自由不可或缺,主张个人自由与团体自由相互依存。梁启超对平等问题也给予了足够的关注,他论证了人权的主体范围,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平等权的三个阶段理论,即教育上、职业上和政治上平等,其中,教育平等尤其是教育机会的平等最为关键。同时,梁启超分别从“法律”“良心人格”“竞争”三个方面对如何保障权利给出了解决路径。第四部分是对梁启超人权思想的评价。梁启超以“新民”为集中表达的人权思想具有诸多重要价值。它促进了我国现代人权观念的形成,构建了现代的权利义务理论,对个人与国家关系良性互动的探索,都具有深远意义。其思想也存在不少局限,包括人权与民权、国权相交织、带有的集体色彩、摄取了非常广博甚至存在冲突的西方思想以及对具体权利和权利保障的论述不够详细等内容。为此,我们应采取合理的理解进路,对其价值和局限有正确的认识和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