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研究目的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使用1960:Q1-2007:Q3和1960:Q1-2015:Q4两段美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样本数据，研究经济信息对商业周期波动的影响（冲击）;其次研究货币政策在商业周期不同阶段对主要经济和金融变量的影响（冲击）;第三,利用各种计量经济模型，包括最新的时间序列宏观经济分析方法识别发达国家（美国）在最近的经济危机中对新兴的亚洲国家的金融相互依赖和危机传染效应。　　类似于75年前大萧条，当前的经济波动及其传导引发的金融动荡也激起了激烈的辩论。在现代商业周期模型中，商业周期波动是由基本面变化产生的，比如货币政策、技术、偏好和政府政策的变化。经济信息和货币政策信息可能是经济波动的根源的假设在过去得到了很好的认可。　　总的来说，在经济信息方面，大量的文献已经将经济信息视为商业周期波动的主要来源。然而，关于能够识别数据修正作用及其对商业周期波动的影响的经济信息研究方面的文献还比较缺乏，事实上，由于经济信息的存在，消费者信心、股票价格数据或期限结构数据已经成为预测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产出误差方差的重要方面。　　关于货币政策对经济周期和资本市场的影响方面。有许多有待解决问题，例如，货币政策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地控制了通货膨胀对食品价格的影响？农业生产率对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影响？在货币政策和金融传染的相关文献中，围绕最近全球性经济危机及其传染所带来的潜在破坏性后果存在两个方面的争论:第一，货币政策冲击是如何导致全球失衡和危机传染的？第二，美国与其他国家的金融市场联动是否会导致危机传染效应的产生？货币政策的传导随时间而变化，其影响机制也因研究视角而不同，因此传统的货币政策传染效应的测量指标可能不是最优的。　　为回答以上研究问题，论文进行以下三项分析。首先，本研究对经济信息进行重新测度，将不同年度的全要素生产率和利率期限结构视作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预测指标。研究采用2007-2015年的全要素生产率数据对Barsky和Sims(2011)的实证研究工作重新进行测度，研究发现，当使用2007-2015年的全要素生产率数据时，脉冲响应函数与之前研究之间存在大量的定量和定性差异。通过将期限结构数据纳入到本文的向量自回归模型中，发现突发性技术信息和经济信息对全要素生产率和总产出的预测效果分别达到97％和92％，全要素生产率序列随时间的变化最终影响经济信息对商业周期的影响效果，本文的改进方法提高了技术和经济信息对全要素生产率和总产出的预测效果。　　其次，本研究分析了宏观经济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食品通胀以及农业发展的影响，进一步回应了货币政策在多大程度上控制了食品价格通胀，紧缩性货币政策对农业部门的就业和生产率的影响程度以及货币政策传导对货币市场利率和10年期利率的影响程度。本文采用Bernanke(2005)等提出的因子增广向量自回归模型(factoraugmented vector autoregressive model)，分别使用印度和巴基斯坦1995-2016年和1996-2016年的农业数据进行研究，发现紧缩的货币政策显著降低了食品通货膨胀和农业产量，同时提高了农村失业率，印度和巴基斯坦实施的紧缩货币政策导致了货币市场利率（短期）和10年期利率的增加。　　最后，第三部分的研究分析了货币政策及其对全球金融市场的联动影响。本文使用多元动态条件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Dynamic Conditional Correlation Multivariate Generalized Autoregressive Conditional Heteroscedasticity Model），对比分析了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美国货币政策变化和资金流动性压力的影响，以及新兴国家的股票市场、货币市场和国债市场的高波动性。研究发现，美国与新兴亚洲国家的金融市场具有很强的联动关系，通过区域间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一发现。在亚洲，香港对中国内地货币市场和股票市场的联动影响要大于美国，表明这些亚洲国家金融市场关系更为密切，这可以部分解释为，是由于亚洲国家区域内贸易和投资的比重不断上升，对美国的依赖程度降低，以及有力的统一货币政策的共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