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自现代信用体系产生以来,典当(pawn)借贷制度日渐式微,但从人类金融历史的长河来看,典当借贷制度不但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古老、延续时间最长、曾经最重要的融资制度安排。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典当业在全球强劲复苏,新中国典当业也得以快速恢复,例如美国至今典当业已有典当行25000家,中国2500家。在现代信用业非常发达的今天,古老的典当业何以能再次崛起,为何能成为人类历史最悠久的借贷形式,古老典当思想与现代信用理论又有何联系?这是需要理论界给予回答的。‘从比较历史制度分析的视角来看,典当借贷制度体现了“以物为质”的核心理念(我简称其为“物贷”),这是与信用借贷制度(以下简称“信贷”)相对应的——信贷制度体现了“以人为信”的融资哲学。二者分别把借贷行为与“物”和“人”联系起来,以作为“借款——还款”行为规则实施的保证。那么哪种融资制度安排更为优越?这可能取决于哪种制度效率较高而风险较低；而效率和风险取决于借贷双方的行动策略；行动策略又取决于一系列内外部参数。但是从制度经济学之制度功利主义哲学观来看,可“自我实施”(self-enforcing)的制度是最好的制度,它体现了交易的自由自愿原则,内化了交易费用。因此需要研究和比较的是具体历史情境下借贷行为的外生约束条件和内生理性决策。本文采用比较历史制度分析学派关于制度的定义,主要以中国典当制度作为研究对象,而信贷制度作为对比的参照。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是中国典当交易制度的“自我实施的性质”。本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为总论;第二章为文献综述,主要评述了经济制度及其范式的理论、基于抵押保证的借贷制度的研究、中国典当业及其制度的经验研究、各国典当法律制度的回顾；第三章为理论解释部分,主要分析了影响中国典当交易制度自我实施性质的主要制度因子——折当率、基于典当的“物贷”制度与“信贷”制度的比较、以及二者的对立与融合关系；第四章为中国典当制度的历史经验研究,主要回顾了中国历史上典当制度的主要要素(包括交易人、当物、折当率、息费、契约与执行),以及这些要素因为环境的变迁而变迁,最终对典当制度自我实施性质的影响；第五章为当代中国典当制度的传承与发展,主要研究在“以物为质”与“以人为信”两种不同核心理念日益融合的现代金融环境下,典当交易制度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本文的主要结论有以下几点：第一,典当制度是否具有“自我实施性质”,典当交易行为是否能够按“交当——收当——赎当”的均衡路径实施下去,这取决于典当制度的主要“制度性因子”,通过对中国典当制度的理论分析和历史经验分析,本文认为中国典当交易制度具有自我实施(self-enforcing)的性质,决定其性质的条件是第一层次的核心理念即“以物为质”,第二层次的制度因子包括①典金B、②当物成本C、③利率水平r、④贴现率τ、⑤借款人效用UL、⑥非投资收益S、⑦当物到期价值v、⑧折当率θ等,在动态情境下所有制度因子共同决定了典当行为的自我实施性质,而在静态情境中折当率口(“值十当五”)是决定性制度因子。第二,中国典当交易制度的历史经验证明,典当交易制度动态情境下也经常偏离均衡路径,当物变迁、交易人的非理性策略、折当率、息费、契约执行等约束条件都成为影响因素,但中国“以物为质”的核心规则得以延续并发扬光大,这证实了典当制度自我实施性质的生命力。第三,“物贷”和“信贷”的历史比较分析表明：物贷制度取决于折当率,而信贷制度取决于“信用控制成本”。信用控制出现于有信用的人群中,而没有信用的人群只能“以物为质”。物可能贬损,人可能失信,因此在短期内,需要根据不同的环境和条件来施用不同融资信念；而在长期内,由于重复博弈下的声誉机制的产生,信用因素将逐渐融入到物贷交易规则之中,从而形成融合派生的金融繁荣局面。第四,在现代信用体系下,由于信用的滥用和监管的失灵,常常导致金融动荡,而历史上物贷制度的表现相当稳健。债务以财产权利为“锚”,关键是杠杆率(其实货币问题也是如此),这是典当制度的历史智慧在现代金融体系中的借鉴意义,我们应以此为基础确定现代典当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本文的主要创新点是：1、基于制度功利主义的哲学观和制度的自我实施性质,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以“自我实施”为目标建立了一个典当行为的自我治理框架。该框架提出了典当借贷行为的行动规则,在该规则下,典当制度具有自我实施的性质。同时本文用该理论框架结合中国典当制度的历史进行了经验研究。2、在该框架下,本文指出静态情境下的典当借贷行为能否自我实施取决于策略行为——“折当率”；而在动态情境下,当物、交易参与人、息费、折当率等制度因子共同决定了交易的自我实施性质。